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在一次旅途中忍不住对着海军上将朱姆沃尔特大发牢骚。他觉得美国已经走过了那个最为辉煌的历史节点，接下来要历经的是与所有衰落文明一样的下坡路。他对于这场与苏联的漫长对抗非常悲观——“他们对待我们就像斯巴达人对待雅典人一样”。身旁的随行记者赶紧追问到，“是不是说我们注定完蛋了？”基辛格表示自己会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人与美国达成最好的交易，尽管历史仍然会使他看起来像是个绥靖分子。
谁是修昔底德？
这是那个年代普遍的政治气候。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的康纳教授曾经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初读修昔底德时的情景：“在那个奇特的时期内，我们美国人国力强盛，又总是预想着灾难迫在降临……苏联和中国各自拥有卫星国和相互配合的征服计划，似乎要与控制着海权和空中优势的自由世界趋于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简明却令人惊惧的寓言”。
引用修昔底德史书来隐喻我们所处世界的艰辛与苦难，在价值上正当，且总是格外熨帖。自1629年托马斯•霍布斯完成第一个译本以来，不计其数的古典系和历史系的教授翻阅了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纸草，考察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每一块碑铭。在很多美国高校和部队院校，修昔底德史书一向是入学时的指定读物，对于一名从坎布里奇和纽黑文毕业离开的学生，不能随口谈论米洛斯对话或是西西里远征，多少显得仿佛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伍德罗•威尔逊等相当一批国务家，要么讲授过希腊史，要么撰述过其中的部分章节。遏制战略的重要推崇者马歇尔国务卿曾经在1947年指出：“我很怀疑倘若一个人在他的脑海里尚未回顾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和雅典的失败，他在考虑今天某些基本的国际事务时能否具备充分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
当我们在着力建立这种修昔底德尊崇时，我们所指代的是修昔底德史书呈现给我们的伟大历史教益，它是由古典学家、历史学家、碑铭考据者们在几个世纪的耕耘中一点一滴融汇而成的，有时我们习惯于笼统地将之界定为修昔底德学。“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出现不过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并且在这样宏大而深刻的智识背景下，多少有些显得过于简约、冰冷、甚至干瘪。
作为普遍被认为是第一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学者，普利策非虚构类文学奖获得者、《凯恩号哗变》《战争风云》等著名小说的作者赫尔曼•沃克1980年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无论向前、还是向后望去，我都难以找到慰藉……古代希腊世界发生的悲剧现在正在上演，同盟的瓦解、文职人员和军人的冲突、背叛与反背叛……我们如何打破这个源自修昔底德世界的陷阱”。
在沃克看来，修昔底德史书的主题在于揭示了两大联盟在沉默对抗时诱发战争的逻辑——大国间的悲剧是通过联盟内部小国的持续性冲突被迫卷入的。在他看来，从越南到古巴，从“三八线”到柏林墙，这条依循着联盟国家边境的长长的战争引线广泛而真实地存在着，这是修昔底德带给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教益。
真正使得这一概念发扬光大的是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阿利森。在这名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看来，来自苏联的恐惧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是中国世纪。在其新著《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他满怀无奈地指出“我们不必成为中国的奴隶，但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其强大”，否则，“中美之间必有一战”。较之于沃克，阿利森的逻辑看起来更为简练干脆，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没有人能够走出这片霍布斯丛林，在他深入研究的包括英德战争在内的16个案例中，有12例是以国家间的公开冲突告终的。
这名学者曾经在里根和克林顿政府长期担任国际事务方面的顾问，他深深明白如何把这一2500年前的古老寓言转换为振聋发聩的政策建议。他早年的著作《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是政治科学理性选择研究方面的经典作品，他在日前刚刚完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讲，总统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国防部长马蒂斯悉数在列；他在中文世界的影响力甚至远大于英文世界，中国从学界到政界，都竭力撇清这一概念与中国的任何联系，为中国和平崛起进行理论和政策辩护的文章不计其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公开否定“陷阱”的存在，然而也被迫同时为这一概念做了广告。在白宫、在世界和平论坛、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在哈佛大学排了长长选修名单的课堂上，来自中国的具有历史深度而又高度理论化的威胁被反复提及。
不同在于，在基辛格、康纳、马歇尔、沃克等人的忧虑里，苏联是可怕的斯巴达战士，雅典的不幸或将降临于美国。而到了阿利森，美国摇身一变成为保守节制、被迫应战的斯巴达人，中国的飞速崛起和扩张主义，与彼时傲慢跋扈的雅典人毫无二致。冷战结束后不过三十年，美国的国家角色已经斗转星移。
谁是雅典？
历史的隐喻是否恰当，首先要看选择的主体是否对仗。
从帝国的形成来看，雅典帝国的最初气象来自希波战争后期，由于斯巴达缺乏海上力量主动退出联军，是雅典率领着希腊世界南征北战，讨伐爱琴海周边的波斯残余，小亚细亚诸邦的民主派纷纷献上拥戴。这与美国借助两次世界大战一举拉动经济和军事生产能力，将帝国的权势跨过大洋，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抢夺战略真空颇为相似。这两次战争带来了共同的重要遗产，一举奠定了两个帝国在战后的基本轮廓与初始合法性。
从帝国的统御上看，雅典人大幅重组了提洛同盟的城邦机构，四处扶植民主力量上台，委派3-5名雅典人实行属地治理，一如美国人在格林纳达、巴拿马、塞尔维亚、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那样。从军事史学角度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权威维克托•汉森教授在描述美国的民主输出时写到，“当世界再度见证巨型舰队开赴天涯海角，西西里、米洛斯和密卡利苏斯都在我们当代的媒体里被反复提及……我们的政府以自信和骄傲的雅典人方式，要他们对我们的德性和无私感到放心”。
在安全机制的设计上，雅典的伟大公民伯里克利提议由雅典代替盟友进行战备训练，各城邦统一支付岁入、上缴战船，一种平等独立的集体安全机制随即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受邀请的帝国结构。美国在北约和东亚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致使英国连续多年没有航空母舰，法国只剩下“戴高乐号”象征性地四处游弋。鼎盛时期的雅典舰队每年都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环绕一周，将爱琴海宣告为帝国的“内海”；美国海军则要求任何时候在役航母不得少于十艘，从直布罗陀到马六甲，帝国的权势吞吐无处不在。
在经济制度的构建上，伯里克利把整个同盟的全部战备财富从提洛岛搬进雅典，建造了辉煌无比的帕特农神庙，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并在每个城邦的市场刻下石碑，警示私自制造货币之人。美国同样大发战争财，通过《租借法案》和马歇尔计划，一举接过欧洲盟友双手奉上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荣光，并通过IMF、世界银行等机构维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对其它国家的汇率波动和金融政策指指点点。
从一开始，同为海洋性的民主帝国，美国就像极了雅典，这种相像是深入精神内质的。在记述最终埋葬了雅典帝国的西西里远征时，修昔底德没有着重去谈这场远征的具体目的，他只是反复在说雅典是伟大的，这种帝国心态反映在每一个雅典人身上——“对远征的爱欲无一例外地攫住了所有人：年纪大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所到之地，或者，如此强大的力量绝不会遭遇任何挫折；年轻人们则渴望去看看远方的风景，开阔眼界，他们满怀希望地相信自己可以安全返乡”。这种帝国的“伟大”精神是雅典之为雅典的核心，在伯里克利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中得到了经典宣示:“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是别人的模范”；“我宁愿你们每天都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他是真正的伟大，你们应当热爱他”。
美国人同样认为自己是伟大的，他们深刻地相信自己和犹太人一样，也是上帝的选民。早在乘坐“五月花号”前往“应许之地”的途中，美国人就擅自作主把这次海上之旅与摩西的出埃及记相提并论——“我们将如山颠之城，为万众瞻仰”。在草莱初辟、筚路蓝缕的日子里，人们在内心深处与上帝结盟，为自己的在蛮荒之中的孤独寻找慰藉，希金森在《新英格兰种植园》中记述道，“我们最大的安慰和至上的防护手段是——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在联邦宪法的序言，美国人自信地从“we the people”洋洋洒洒开来。最终，这种对于“伟大”的自信转换为乐观向上的进步主义，并在今天成为“美国第一”口号的精神源泉。
托马斯•潘恩曾言：“如果雅典曾是什么的微型缩影，美利坚则将是它的庞然巨型”。维克托•汉森也不无自嘲地慨叹“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美国人的关联从未像当前这样紧密。我们有如雅典人，无比强大，但不安全；声称酷爱和平，但总是身处某种冲突；渴望被人喜欢甚于被人敬畏，为自己的艺术和文学感到骄傲，但最后总是发现自己还是更擅长战争”。
反而观之，在希腊世界的另一脉，斯巴达人从未擘画过自己的帝国梦。他们受训于吕库古法的古老教养，每日安享穷困与清贫，老老实实训练勇士，勤勤恳恳镇压“黑牢士”和周边城邦的反叛，既不向同盟征收岁入，也不寻求领土扩张。他们喜欢抱守公平交往的理想模式,其原则是“如果你不侵害别人,你就无需为了防止别人的侵害而使自己的财富遭受风险”，颇有“我不犯人,人不犯我”的意味。科林斯人曾经嘲笑斯巴达人是“最安于家乡的人”，总是要静候至“敌人的权势扩大到两倍于己”才会有所行动。然而这就是斯巴达人，他们从来也没有以追求在希腊世界的霸权为目标,也无意通过权力来消解恐惧、维系安全，两个城邦在性格上完全就是两种世界。
说中国类同雅典是典型的张冠李戴，但说中国是斯巴达也绝非尽然。不同于斯巴达的遁世主义，中国热衷于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福祉，在新时代深切地怀有属于自己的中国梦，希望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在国际舞台承载大国责任。但中国总体上也有着安土重迁的传统，也惯从于信奉“我不犯人，人不犯我”的信条，骨子里倾向于遵循战略上的保守主义，雅典人在战争后期所呈现出的种种“傲慢”、“大胆”距离我们十分遥远。此外，中国不同于伯罗奔尼撒世界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奉行不结盟政策，从而避开了任何可能引致联盟冲突的战争引线，中国不会无端被盟友国家拉入看似无解的“修昔底德陷阱”。
谁是“第一公民”？
退一步讲，即便最终“陷阱”意义上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那也要看谁是城邦的护卫者，是谁带领民众走向了战争。正如修昔底德自己的评价，雅典人的民主“只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是第一公民的统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雅典的第一公民是伟大的伯里克利，他得到了人们真诚的拥戴和信任，强有力地压制住了国内的好战派，即便在抵御瘟疫的艰难岁月里，仍然不忘矢志践行战略审慎原则，反复告诉城邦的子民“保持镇静，照顾好舰队，避而不谋求在战时扩张帝国，我们就终将获胜”。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头号权威、耶鲁大学古典系斯特林教授唐纳德•卡根看来，出于伯里克利的战略审慎，雅典的帝国统御在很长时间处于一种权势饱和，帝国的幅员刚好能够支持帝国生长的资源需求。一旦超过了帝国的限度，帝国欲望的流溢便将带来灾难。
从这一点来看，当代美国的确可堪担忧：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克林顿政府的人道主义干涉、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复兴和奥巴马政府的“清除僭主”运动使得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权势的过度扩张，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式的“西西里远征”一轮接着一轮，叙拉古的灾难在西亚中东一带反复降临；另一方面，现在，每一位民众都深刻地意识到——特朗普是美国的“第一公民”。
如果说崛起国和霸权国注定战争的结构主义逻辑太过机械，不如让我们回到战争的人性逻辑，也即修昔底德在雅典人演说里带给我们的伟大教益：帝国的恐惧、利得和荣誉。
首先，从一系列与媒体、法院、国会、党派甚至盟友国家永不妥协的对抗上来看，“恐惧”在特朗普的眼里似乎从未成像，相反，他是达尔文现实主义的忠实拥趸。在“与世隔绝”的幼年精英教育中、在军校严酷艰苦的受训经历里、在纽约商界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下，特朗普艰难地杀戮而出，他与生俱来的自恋和自信带有极其深刻的精神根源，“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恶毒的一种，人生就是由一场又一场的战斗组成的，结果只有胜利和失败两种。纽约是一个真正的丛林，在这里，一不小心就会被吃掉、嚼碎、吐出来；但是，如果你愿意在这里拼命工作，也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种霍布斯式的生存理念使得特朗普在面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内对手的重重围剿时有如雅典面对波斯人般勇敢，始终秉持“大胆”的战斗路线和“赢下去”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最为焦灼的时刻带给他的选民以信心，并最终帮助他赢下大选。
在朝鲜半岛，特朗普不断升级的霸权宣泄有如雅典人在米洛斯岛的屠戮。雅典人在说辞中向米洛斯人表明，他们是雅典权势范围内的异邦人，特朗普反复强调“金正恩是一个坏人，一个非常坏的人”；雅典人说“希望是危险的安慰剂”，特朗普说“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塔夫茨大学古典系教授格里高利•克莱恩看来，他们遭遇了共同的困境——放任四海的帝国逻辑忽然在不起眼的某处遭遇了Bug，他们也共同遵循了“修昔底德”意欲传递给世人的权势政治自然律——正如《理想国》里的智者色拉叙马霍斯所言——“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其次，这名总统对于利得有种近乎偏执的竞逐，务必保证美国在任何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绝对不能吃亏，是美国在赚别国的钱，而非别国在赚美国的钱。在雅典人那里，利得的意义没有那么不可或缺：为了避免斯巴达人起疑，图里殖民地说不要就可以不要了；很多属邦无法足量缴纳岁入，雅典一般也不会过于纠缠。然而特朗普早在竞选时期就誓言重塑美国在各项制度安排中的位置，建立与自身角色相称的权利义务。他对于霸权本身的象征意义看得很轻，认为霸权唯一的作用在于凭借对体系结构的支配带来巨大的收益回报，换句话说，霸权是可以变现的。这一过程决不允许受到挑战，在北约军费比例的核算中、在加拿大的软木和乳酪贸易中、在“萨德”导弹的部署费用里，特朗普与一个个盟友对簿公堂、冲突不断。对于利得的过分强调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国对中国恐惧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种恐惧从贸易赤字漫漶到政治、安全领域，并最终构筑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全貌。
最后，伯里克利的演说、西西里远征的悲剧和亚西比得的反叛在修昔底德的史书里无数次生动地揭示了，对荣誉的爱慕是如何根本性地改写了帝国的前行路向，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主流路径之一，是“雅典人灵魂深处对勇气和荣誉的渴求刺激了雅典帝国的扩张”。修昔底德对于雅典后期“傲慢”性情的书写也同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永远不要与一名自恃伟大的人物去竞逐荣誉，是荣誉而非“霸权国-崛起国”简单的结构主义，更有可能将你拉入一场灾难般的战争。
问题在于，特朗普对于荣誉的爱慕绝对不会逊于亚西比得，他惯于将他人的赞赏转换为自身的合法性。借用政治心理学奠基人拉斯韦尔的话来说，这名总统的一生都在“全神贯注于提高‘神圣的我’的价值地位”。笔者在美国大选时期写的《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一文曾经试图探寻，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如何成为其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驱动根源，并将在执政的过程中如何深刻地塑造其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这一状况最为危险的部分在于，这名总统受到了民粹主义的广泛拥戴，在心灵上和很多城邦中不稳定的、偏激的、冲动的民众产生了共鸣和互动。美国看起来比过去更为浮躁，那些不管特朗普做出怎样失当行为都会死忠于他的选民看起来已经患上了“亚西比得综合症”:“一方面是雄心和魅力, 另一方面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与个人荣誉紧密相连的政治权势成为终极目标，政治、战争和人际关系等等都从属次之。”这或许应该是阿利森教授觉察到的他所处国家的真正危险所在。
谁设下了“修昔底德陷阱”？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阿利森教授的忧虑。在其宣传新著的多次访谈中，他都会提到希望白宫成立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为眼下世界上“最大权在握的那个人”提供一点“早该接受的教育”。他建议这个委员会的章程应该以修昔底德的洞察开篇——“只要人之为人，未来的事件都将是过去历史的重现”。
这个建议很好。正如同时期著名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的名言，“世界上有许多力量，但自然中没有什么比人类更为有力”。在任何时候，都永远不能忽视人性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中潜藏的巨大动能。可如果我们相信人性的温度，我们是不是同时应该对“霸权国-崛起国”必然冲突的冰冷逻辑进行质疑？
在日前刚刚结束的世界和平论坛上，阿利森教授诚恳地谈到，“我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我从骨子里一直认为，美国就意味着第一，这已经深入我的基因里。所以，现在有另外一个强国有可能挑战美国第一的位置，这与我的世界观是矛盾的。”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愫自然值得肯定，无论它来自“五月花号”传递的山巅之城精神还是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口号，它都犹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基辛格一样，表达了一名国务家对于美国霸权地位的深切关怀。然而阿提卡的长城不是一日之间倒塌的，美国的问题既可以去叩问雅典覆亡的历史记忆，也可以去检省“第一公民”的城邦护卫能力，但是的确不需要蹩脚地将中国引入与美国的“雅典-斯巴达”结构关系里。
这种不甚熨帖的对仗以前就曾出现过，国内致力于修昔底德研究的学者白春晓的博士论文里就提过一则旧事：当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遭受了苏联人的奴役后，当地的古典学协会理事西摩尔在演讲中对前总统贝奈斯表达了“米洛斯人悲剧”般的同情。白春晓的总结颇为有趣，“在同一个时期内，雅典既可以被比拟为美国，也可以被比拟为苏联。为了使修昔底德能够指导居于高位、足以影响国际事务决策的政治家们，雅典不得不变成门神亚努斯那样的两面派……几乎所有修昔底德的句子都可能被精心挑选出来并阐述一番，为某些人一时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对修昔底德的滥用造成了我们对他理解上的障碍。”
阿利森教授的新著列举了一系列中国飞速崛起的数字，这些数字广泛分布在钢铁生产、高校排名到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这些是中美间或许注定引致战争的关键理据。然而这本著作出版后在西方学界受到了一定的批评，正如巴德学院深稔于东亚文化的教授伊恩•布鲁玛在《纽约客》的书评所指出的，“阿利森的中国认知过分集中于基辛格和李光耀（阿利森并不懂汉语，但与基辛格、李光耀私交较好，曾编有《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这使得这本著作中存在着一些不应有的严重史实错误。如果他能够对中国懂的更多一些，他的书会更有说服力”。布鲁玛教授特别提到了两处例子：一处是在看到基辛格引用中国古代大战略家孙子的理论之后，阿利森便顺着认为中国偏爱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另外一处，阿利森警告美国政府，中国在面对更为强大的对手时会倾向于使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有如日本在日俄海战和珍珠港做过的那样。
不管与事实相距多远，阿利森教授的警告是好意。他的观点绝非简单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而只是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新世纪的互动中更加注重审慎和节制，以人性的努力克服结构主义构筑给我们的冰冷渊薮。某种程度上，那些对于美国政府的规劝更像是作者的本意，“我们必须学会接受中国的强大，尽管有时它展示自己强大的方式令我们反感。但为了避免一场战争，这一点可能还不是我们必须要吞下的最为苦涩的药片。战争的风险是切实存在的，并且其后果难以形容得可怕。”长期以来，美国的新保守派总是倾向于使用同样一部修昔底德史书去支持另外一种努力，以伯里克利帝国主义的方式催促美国勇敢地承载起区域性战争的责任，这种努力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阿利森教授对于战争风险的警示并不契合于这一逻辑，这使他在国内遭到很多质疑其陷入了“张伯伦陷阱”的批评。
文章行至最尾，我们最好还是回到修昔底德。这名严谨的史家在整个作品的开篇就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叙事方面，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睹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著书立说早于修昔底德的希罗多德没有这样去做，他的作品中包含了过多的夸张想象和不可知的神谕。修昔底德则竭尽全力去采访每一名目击者、查阅每一份成文的条约，观看亲手触摸到的石刻记录，凭借这种严苛的治史精神最终得以“垂诸永久”。
在面对这样的历史文本时，怎样从中汲取伟大的历史教益是一项极其艰辛的智识探寻过程。在《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一书的导言里，克劳塞维茨研究领域的权威彼得•帕瑞特教授深刻地指出：“理解历史上的战争有助于读者更聪明地对待现今的战争”。这名认为历史是一种“对先前已逝去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的大战略家非常谨慎，即便通读历史，最后也只能勉力做到“更聪明地对待”。国内大战略研究方面的权威时殷弘教授深深推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方法，但也总是审慎地指出这最多是一种“比较有限、比较谦虚”的追求。
从这样的意义来看，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阿利森教授很多时候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提炼显得过于简约、冰冷、甚至干瘪。他将静态的模型从鲜活的历史中机械地抽离出来，没有意识到欲望和荣誉是如何在人性的意义上最终僭越了审慎和节制的良好品格, 国家之间是如何从制衡的努力转向追求普遍的霸权，从相对安全转向绝对安全，并最终转向了霍布斯式的绝对困境。这本专著在索引文献中没有出现耶鲁大学古典系斯特林教授唐纳德•卡根或是哈佛大学古典系教授厄恩斯特•巴迪安的名字，这两位近在咫尺的同侪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方面的权威，却又都在自己一生的著述中从未提及“陷阱”的存在。这一“研究伊利亚特却没有提到荷马”的现象说明，阿利森教授的研究在指向上重在当代，不过是借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一个曾经的战争映像，这个陷阱可以是“修昔底德陷阱”，也可以是记述了罗马-迦太基战争的“蒙森陷阱”，抑或是全景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陷阱”。
每个人都希望躲开陷阱，离开那片霍布斯丛林，迈出困境之途。然而历史的狡黠在于，它永远也不会以直接的方式带给我们答案，很大程度上，“阅读修昔底德与其说是为了获知如何处理具体的国际事务，不如说是能够体认人类可能遭遇到的种种苦难”。用唐纳德•卡根2005年在杰斐逊讲坛的演讲《为历史一辩》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它使我们的情感起伏波动，使我们的心灵警觉冷静。我们成了更深刻的个人和更明智的公民。”
（注：作者王一鸣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