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拉着“中国志愿军烈士后代迎接亲人回家”的横幅迎接亲人 摄影/付丁

　　志愿军烈士邓仕均的女儿邓菊平

　　志愿军烈士邓仕均的儿子邓其平

　　一个甲子的等待，就是为了那一刻。

　　载着韩国交还的437具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遗骸的车队，缓缓驶进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历史不会忘记那一刻——2014年3月28日中午，迎灵车队最后一辆车开进陵园，时间刚好指向下午一点。

　　陵园大门一侧的警戒线边上，十来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号啕大哭。他们拉着“中国志愿军烈士后代迎接亲人回家”的横幅，手拿鲜花，臂缠黑纱，还有人披麻戴孝。

　　他们不会忘记那一刻——因为车上的灵柩里，装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也装着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命运。

　　“爸爸，我两岁多你就离开我们了……”邓其平是第一个哭出来的，“妻子在旁边拉我，我还是没忍住。看着迎灵车队过来，我再也忍不住了。”

　　随后，他听见了不同的方言，不同的称谓，不同的哭诉。

　　父子一场

　　1948年4月12日，邓其平出生于河北唐县李家庄的部队驻地。当时，父亲邓仕均还在打仗。

　　4个月后，父亲才见到儿子。母亲苑秀珍原本给春天出生的邓其平起名邓春青，因邓仕均觉得这个名字“太娘们”，便说：“我们苍溪有个地方叫歧坪，就给儿子取名邓其平吧。”——歧坪镇，是1932年底，四川苍溪的乡村少年邓仕均，瞒着父母参加红军的地方。

　　邓仕均先后担任勤务员、通信员，也当过司号员、护理员，193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平型关大战…… 1943年秋，负伤的邓仕均，得到妇救会会长戎冠秀搭救，后被当作“军民鱼水情深”的典型事迹，两人分别在1944年2月10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会获得“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称号。1947年559团编入中央教导旅，参加了延安保卫战，邓仕均还曾和毛主席在同一个窑洞里住过。

　　同在1947年，20岁的苑秀珍与32岁的邓仕均喜结良缘。苑秀珍1927年生于河北省满城县大楼村，自幼家贫，8岁就当了童养媳。

　　两人缘起于 1946年，解放军三纵七旅19团一营驻扎在大楼村，营长邓仕均经常帮助老百姓打扫院子、挑水、拾柴、种地，颇得村民喜欢。村长冉进勇做媒，把苑秀珍介绍给了邓仕均。那时满城县一带已属解放区，解除了婚约的苑秀珍参加了妇救会，斗地主、做军鞋、搞宣传，样样都跑在前面。

　　邓其平在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和母亲随军了。“父亲很爱我。他参加大小几百次战斗，十几次负伤，多次战斗险些牺牲。三十多岁才有了我，该有多高兴？”

　　每次回到家，邓仕均第一件事就是抱起儿子。有时回到家看见儿子还在炕上熟睡，他也得把儿子弄醒，抱起来逗着玩。“有些事是长辈告诉我的，有些我真的有记忆。我记得我们捉迷藏，藏门后边，藏桌子底下。找不到爸爸，就问，你在哪儿啊？还记得，父亲背着我到团里的马厩和饲养员拉家常聊天。”

　　据母亲生前告诉邓其平：“有一次我得病发高烧，他心急火燎，把团里的医生师里的医生都叫来给我看病。为了防止吵到我，他甚至通知全团，路过家门口一律不准喊口号。”邓仕均还对妻子说：“我的儿子长大也要参加人民解放军，在部队里要当参谋。”

　　短暂的幸福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三纵七旅19团改编为19兵团63军187师559团，邓仕均出任副团长，次年10月任团长。

　　1950年3月，559团进驻陕西省旬邑县马兰镇，夫妻俩总算有了个安定的家，住在部队驻地的两间窑洞里。“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没有粮食。解放了，我们要吃饭，要搞建设。毛主席号召全国部队都自己搞大生产，559团也不例外。这一年，是父母最安定、最幸福的时光。”1949年跟着邓仕均当警卫员的陈明月告诉邓其平，大生产的时候，邓仕均也是模范。“每天和士兵一样去开荒种地。别人种多少地，他也种多少地。干了一年，种的谷子都熟了。”

　　邓仕均1932年参加红军，离开家后，一直到1950年3月部队进驻马兰镇前，和家乡没有任何联系。那年，邓仕均在马兰给父亲写了封信。数月后，这封信才到达家乡。这是大惊喜。家人以为他早没了。接到信，父亲决定到部队看邓仕均。

　　可是在1950年，四川没有铁路，即便有公路，条件也很差。“家里穷，也没钱，什么交通工具都乘不起。”那年9月中旬，邓其平的爷爷背着一个竹筐，带着一点儿盘缠、口粮和做竹席的工具，还背了许多竹子劈成的篾条和几双草鞋就出发了。后来，干粮吃完了，盘缠也花光了，他们就停下来，用竹篾条编竹席卖了换钱，再以后干脆就讨饭吃。“走到哪儿，爷爷逢人就讲：我儿子是红军，是解放军，我们已经十六七年没见面了，我就是去找儿子的。这一招真灵，许多好心人主动接济帮助他们，给他们饭吃，给他们水喝，有的人让他们借宿。就这样，他们翻过了一座座高山，终于走出了秦岭。十四天，走了一千多里地，到了西安。再找到当地驻军，了解到六十三军军部在三原县城，他们又赶到三原。”

　　当邓仕均看到衣衫褴褛、叫花子模样的父亲，这条硬汉跪下了，在地下给父亲磕了几个头，然后父子俩抱在一起失声痛哭。“爷爷做梦都没想到，这一生还能见到自己儿子，儿子还当了部队的领导。对孙子，他天天抱着、背着、哄着。当时部队还把爷爷寻子的事迹当作政治教育教材，编成小报、节目，还把爷爷穿过的草鞋、破衣服、走路用过的棍子，在各个部队巡回展览。在部队，爷爷只待了短短十几天，但却是爷爷和父亲最快乐的日子。”

　　由于部队接到准备入朝作战的命令，邓其平的爷爷回苍溪了。

　　远赴他乡

　　据邓仕均警卫陈明月在2012年对邓其平回忆：“1950年下半年，党代会后，全军评出两个英模代表，其中一个就是邓团长。”

　　之后，邓仕均被留在西安“西北大旅社”，准备去波兰参加世界英模代表大会。“在大旅社时，搞出国培训，培训他们这些准备出国人员学会吃饭用刀叉。”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邓仕均对陈明月说：“看来我们去不成了。”他们很快返回部队。

　　1950年11月中旬，部队准备开赴朝鲜前线。邓其平说，父亲最后一次和家人分开，自己才两岁半，妹妹邓菊平还在母亲肚子里。

　　1950年12月31日晚，苑秀珍生下了女儿。在山东曲阜整编的邓仕均，“儿女双全”了。想起家乡的女孩总爱带个“菊”字，邓仕均给一面都未能见上的女儿取名“菊平”。

　　据陈明月告诉邓其平：“1950年12月中旬，朱德总司令亲自从北京到山东看望了19兵团团以上干部，在当地一个天主教堂里召开大会，邓团长参加了会议。朱总司令亲自进行战斗动员，他讲朝鲜战争的情况，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讲到朝鲜去，都是步兵，必要的东西得带，还告诉他们这场战争很残酷，别指望后勤给你送，运输队一出去，敌人就要打你。”

　　1951年2月17日，正值农历大年除夕，邓仕均担任团长的中国志愿军63军187师559团，“悄悄的过了鸭绿江”。

　　就战事的残酷，邓其平记得陈明月的讲述：“到达临清江时，他拿下身上背的洗脸盆准备从江中舀水喝，一看水里净是蛆，他换一个地方，水里还是蛆，仔细一看，水里都是死人。”

　　据陈明月告诉邓其平，第五次战役打响后，因为受伤暂在后方的邓仕均，听说559团打得不好，心急火燎。当时，上级已准备提拔他担任189师副师长。邓仕均认为到了师里以后，参战的机会就少了，因此，他不顾自己的伤情，立即带着陈明月南下寻找部队。

　　邓仕均返回部队后，很快接受了任务：率领559团迂回穿插作战，掩护东线主力部队进攻。

　　5月15日，全团向汉城（今首尔）东南方向的杨平穿插前进，于17日渡过北汉江，18日渡过洪川江，19日晨挺进到基谷里、石山里、佳日里时，遭遇美军约一个团的猛烈攻击。邓仕均带领全团激战了一整天，击退美军数次进攻。

　　1951年5月20日晚7时左右，邓仕均带领二营首批撤出阵地，司号长带领3个通信员冲在前边，邓仕均在中间，陈明月紧随其后，后面是一个通信员。

　　据陈明月晚年口述：“当我们在两座山的山谷中跑步前进，到达一个狭路口时，前面就是一片开阔地，就在通过这个狭路口时又遭遇炮火，其中一发炮弹击中了邓团长，他被炮弹击中后仰面倒地，嘴里喊着：‘明月、明月，我挂花了！’”看到邓仕均左大腿根部位置被炮弹击中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陈明月拿出急救包，准备给他包扎，就在这时，又一阵炮弹打过来，一发落地爆炸，飞起来的炮弹皮，击中了邓仕均的头部。

　　那是1951年5月20日晚9时许。

　　本来将邓仕均的遗体用担架抬了出来，但因渡过洪川江很难，便就地掩埋在当地老百姓浇地用的一个小水渠附近。陈明月称，他自己还在旁边的小树上做了记号——昨天归来的437具志愿军遗骸中，就有迁自这一地区的。

　　据陈明月口述，陈明月渡过洪川江已是21日早晨。当晚天刚黑，他便接到通知，到师里接受任务。徐芯师长亲自传达了“毛主席下的命令”：“一定把邓仕均的尸体抢回来！”后来，陈明月带着一支30多人的队伍于21日晚10点多重新渡过洪川江，“去抢回邓团长的尸体”。但据陈明月回忆，掩埋遗体的位置，到处是坦克，灯火通明，根本无法下手。

　　邓仕均，一位浑身都是光环的军人，一位三岁儿子及五个月大女儿的父亲，一对老农民的长子，就此沉睡在异国的土地。

　　没有父爱的人生

　　1951年下半年，许多部队家属都和亲人联系上了，唯独苑秀珍没有丈夫邓仕均的消息。不久，她发现，周围的战友、家属见了她话都少了，有的人看到她则悄悄躲开了。“当时，妈妈想，难道爸爸又负伤了？直到父亲过世四个来月，部队领导找她谈了话。”邓其平记得，母亲在外一直隐忍，直到有一天伏在姥姥腿上，失声痛哭。

　　1951年10月，苑秀珍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亲赴朝鲜前线寻找丈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当时，领导不同意，因为朝鲜战事危险，但苑秀珍态度坚决，“去，一定要去。”经志愿军司令部和十九兵团领导批准，苑秀珍入朝。在朝鲜待了近一个月，苑秀珍回国了。

　　失去了父亲的兄妹俩，就读于部队的幼儿园、就读于部队的子弟学校，每月还有国家的抚恤补助。邓其平16岁入伍，“特意避开了父亲生前所在的部队”，从班长、排长升至营长、团长。经过25年军旅生活， 1987年底转业任天津远洋运输公司货轮政委。有一年乘坐远洋的船只，路过仁川，邓其平特意买了一束花，放在了当地一处英雄雕像脚下，心里默念：“爸爸，我来看您了。”邓仕均女儿邓菊平，1969年参军，在总参三部服役，为正营职干部，后与所在部队的白京生相恋并结婚，1987年转业到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工作。

　　邓其平称，从物质上，自己和妹妹还是过得去的。但是，没有父亲的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清楚。“每每放学，都会看到别人的‘将军父亲’用车来接孩子。我们好羡慕。”因为母亲数年后再组家庭，再育儿女，兄妹两人长期住校、相依为命，和母亲待的时间十分有限。邓菊平说：“上中学那会儿，总梦见父亲回来了，也来接我了。醒来发现不是。小时候一受委屈就哭，‘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邓其平和爷爷也就见过一面。“父亲牺牲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爷爷一点音讯。”1959年，从部队的子弟小学放假回家，邓其平在母亲那里打开一本封皮是浅绿颜色的笔记本，上面父亲写下了家乡地址和爷爷的名字。回校后，他试着用这个地址给爷爷写了一封信，签名：其平。爷爷很快回了信，只是信封上还没敢写邓其平的姓，他可能认为邓其平早就改了姓。邓其平复信讲，永远姓邓，永远是老邓家的根。上世纪60年代，他再次给爷爷写信。可这一次过了很久老家才回信，打开信一看，是二叔邓仕容写的，这时才知道爷爷已经过世。从此，邓其平几乎与家乡断了联系。

　　“我想迎他们回来”

　　昨天，邓家兄妹站到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门口的迎灵队列里。“年龄越大，思父之心越切。我的血管里，流着他的血啊。这是我第一次为我的父亲戴孝。”

　　好多命运相似的人，站在那里。

　　原20军58师172团政委李树人之女李海放，从上海赶来。父亲1951年5月17日去世，她才半岁。两岁多听别人叫爸爸，她问妈妈，爸爸呢？妈妈说，爸爸是志愿军，抗美援朝去了。李海放总是告诉小朋友，爸爸是志愿军。这份自豪，延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别人告诉她，志愿军早回国了。李海放再问，妈妈答，还没轮上你爸爸那一批。“我一直等，等轮上爸爸那一批。”

　　有一天，妈妈领回来一个人，对她说，这就是你爸爸。那一刻，李海放有点怪妈妈，那不是照片上的爸爸。上初中了，妈妈第一次告诉少女李海放，爸爸到底去哪儿了。那一天，李海放一个人在家里哭了很久。18岁，她追随父亲的足迹，参了军。后来复员，从事了医务工作。去年，她赠送一些父亲的遗物给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想建一个父亲的衣冠冢。今年，听说可能做遗骸和子女DNA比对，她很盼望，“趁我们还活着。”她知道，父亲牺牲的地点，和这批遗骸的迁移地点是一致的。

　　迎灵的车队驶进陵园的时候，原60军180师539团政委韩启明的侄女韩小燕泪如雨下，“二伯啊，我们接您太晚了。找兄弟找了60多年的父亲没等到这一天啊。”去年，她抵达韩国坡州墓地凭吊归来后45天，韩启明年过九旬的兄长永远闭上了眼睛。已老年痴呆的他，还会念叨：“你们的伯伯还在路上呢，他还没回家。”韩小燕透露：“二伯结婚了，还没来得及有自己的骨肉，就走了。婶婶等过他八年。”

　　康明知道父亲不在车上，但还是从西安来了。父亲康致中1953年1月入朝作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军七师19团团长。康明从1957年康家收到的阵亡通知书上得知，康致中遗体安葬在了“三八线”西侧的江原道铁原肃宁152坟墓1号。

　　苗务才也知道父亲不在车上，但他还是用河南传统的“披麻戴孝”的方式迎接了父亲的战友。苗父、原志愿军60军180师司令部的侦察参谋苗维忠，牺牲在北朝鲜境内。“父亲1946年探家的时候有了我，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回来。我1947年出生，从烈士证上知道，父亲1953年6月去世了。奶奶只有父亲这根独苗，还双目失明，干不了活。为照顾一老一小，我妈妈一辈子一个人，直到2010年12月21日，活到90岁去世。”苗务才称，“1973年前，奶奶一月5元抚恤金；1973年之后，母亲一月100元。我从去年开始，才享受一月130元抚恤金。因为家在河南山区，没人管。”

　　原华北军区66军197师590团救护兵曹秀湖，想来看看战友。昨天，85岁的他起了个大早，从沈阳东林区高坎乡赶到烈士陵园。高坎乡1950年10月第一批过江的，有三个；一年多以后回到天津部队的，就剩了他一个。“14岁的时候，八路来村里住，家里不同意当兵，我偷着跑了去。当勤杂兵，后来部队送去学点知识，就学了战地卫生。在朝鲜，也是战地兵。我命大啊。”

　　“再也不要有战争了。”邓其平说。(记者 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