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清算银行(BIS)是国际经济机构里停摆的时钟。BIS主张货币与财政政策紧缩，无论这么做是否合理。幸运的是，政策制定者、起码是作为BIS成员的各个央行，忽略了BIS如下显而易见的观点：世界需要一场程度还要更深、时间更长的衰退。不过现在，恰恰因为央行明智地忽略了BIS的建议，一场同步复苏终于到来。那么，在最新年度报告里，BIS这面停摆的时钟是否像危机之前那些年一样，再次显示了正确的时间？

值得回顾一下过去BIS错得有多么离谱。2010年6月——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那样，当时危机之后的创伤还远未痊愈——BIS已断言：“是时候问一问何时以及用何种方式逐步撤掉这些强力措施了”。不，当时还没到时候。当时应该做的是采取更激进措施去加快复苏、并减轻危机造成的长期创伤。当时需要的不是逐步撤掉货币与财政刺激，而是加强刺激。当前的较弱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那个错误的结果。

然而，目前的情况看来不同了。正如经合组织(OECE)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Catherine Mann)所言，情况“有所好转，但还不够好”。这个总部位于巴黎的发达经济体俱乐部跟大多数预测者一样，预计今明两年全球增长会温和提速。他们一定是希望，这将是持续增长的开始，投资加强和生产率更快提升会抑制住通胀。但这仍然只是一个希望。那么，复苏将面临哪些风险？

一个明显的风险是，货币政策收紧的步伐甚至在美国也会太快，更不必提欧元区了。通胀压力仍然非常温和。就连最杞人忧天的BIS也认同，通胀重现并非重大风险。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化——全球化极大地提高了竞争压力。

另一个风险是金融风险。正如BIS总经理海梅•卡鲁阿纳(Jaime Caruana)所指出的：“在一些更小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里，长期以来的金融繁荣已减弱，或开始掉头向下。在全球来看，债务达到创纪录的水平：2016年，（G20）经济体的非金融行业债务存量与GDP之比约为220%，较2007年高出40个百分点。”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中国信贷与债务显著快速增长。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说过：“唯有当潮水退去，才能看到谁在裸泳。”随着利率的升高，金融风险将会显现出来。不过，这一点上也存在着乐观的理由：跟2007年相比，核心西方金融系统的监管水平和资本状况要好得多；如有必要，中国当局能够稳定中国金融系统；除中国之外，全球范围内没有出现重大的信贷驱动的繁荣；最后，即使价值被高估的股票也许会下跌，这一点本身也不会引发信贷系统危机。如果说存在一种金融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源于公共债务，也许会在欧元区内。

不过，另一个危险是总需求再度疲软。相当令人惊讶的是，这倒是BIS确实关注的一个危险。但是，只要通胀保持温和，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腾挪空间就会依然存在。当然，这也证明过早收紧货币政策是错误的。让我们首先打造强劲前进动能吧。

最终、可能也是最大的危险在于全球合作的崩溃、甚至爆发冲突。这将摧毁世界经济的稳定。所有人都依赖世界经济的稳定，愚蠢的民族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也不例外——尽管他们不知道这一点。实际上，那种情况将摧毁整个全球秩序的稳定。正如BIS所指出的，毫无疑问，“正式统计数据、随机观测和简单逻辑都表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正如曼正确地指出的，与这一毋庸置疑的进步伴随而来的是不平等加剧、中等技能人员的集中失业，以及高收入经济体内制造业岗位的急剧减少。此外，这反过来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在美国。

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崩溃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创伤。市场上存在的一种明显观点——这些做法将“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没有丝毫意义”——似乎太掉以轻心了。非常可能的是，未来不会出什么大事。但是，这种靠规则管理的合作，也有可能会在一夜间失去本就脆弱的劲头。

身处高收入国家的我们，曾放任金融系统破坏我们经济的稳定。接着，我们拒绝使用力度足够大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来快速摆脱危机之后的经济困境。我们没有对成功国家和不太成功的国家在经济命运上的分野做出回应。这些都是巨大的错误。如今，在经济复苏之际，我们面对着新挑战：避免世界经济崩溃，同时确保增长可持续、并让更多人享受到增长成果。

遗憾的是，看上去我们可能无法战胜这些挑战。BIS明智地谈到构建弹性。这样做的部分意义在于确保增长不再像以往那么依赖债务。不过，这只是我们所需的提高经济效率和政治合法性的途径之一。如果我们不对这些结构性挑战做出回应，此次复苏不大可能很强劲或能够持久。

后救助时期终于非常接近了。是时候巩固好的地方、改造不好的地方了。

译者/邢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