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历了2013年的惊艳表现，2014年美股上行动力明显减弱，但三大股指今年上半年依然温和上涨。

业内人士认为，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承诺的影响，美国经济一季度萎缩后已逐渐开始反弹，加之今年以来非常活跃的公司收购和股票回购推动，美股今年下半年还有小幅上涨空间，将切换到“慢牛”行情。

“美股今年已经不可能再像去年那样疯涨30%以上，从回购、波动性以及低利率等指标看，动力不足或导致‘慢牛’走势，而且下半年美股投资的价值已经不足以让投资者为之兴奋，因为高位的市场披上了疲弱的外衣，就很容易遭遇黑天鹅事件，再加上即使下半年有小幅的涨势，相比承受的风险，还是不划算。”华泰证券分析师表示。

今年3月份，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如果我们继续按照当前速度缩减QE，将在今年秋季退出债券购买计划，如果经济按照当前增长速度，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料将在2015年秋季加息，QE结束到加息之间可能是6个月时间。维持缩减QE进度的条件是就业市场改善和通胀率可能会上升。”这也就意味着10月份将成为美联储QE计划的退出时间点。

在这个关键时间点迫近时，美联储将在本周迎来今年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期间美联储官员将讨论是否彻底调整利率的前瞻性指引，并试图确定超宽松货币政策(QE)的退出计划。

按照美联储的原计划，10月份是美联储结束购债的期限，这也就意味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美联储QE计划即将退出，此前QE计划也使得美国股市保持了五年多的牛市，QE退出也让市场产生了美国股市会因此遭受重创的观点。

林赛集团首席市场分析师PeterBoockvar就认为，当美联储最终结束债券采购项目时，美国股市可能出现15%-20%的跌幅。这也是美联储在结束第一轮和第二轮量化宽松的时候，股市出现过的跌幅，可能还会看到这一情况的重复。

对此，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并不会打乱美国股市的基本走势，无论量化宽松政策是否退出，美国股市都会循着一个周期性规律进行回调。

董登新称，当然，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时间点可能会与市场回调周期形成一个巧遇，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对美国股市的回调形成一定的加速作用。从美国股市的运行情况看，其保持着“慢牛短熊”的态势，所以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不会打乱美国股市周期性的节奏。

事实上，美国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上成为能牵动全球经济脉动的中心，时间并不长。这套结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渐成形的，其间，美国资本市场在关键金融要素上的重大变化是实现这套结构的基础。

美国资本市场1980年代最大的转变，就是进入“大慢牛”行情，由此成为美国国民财富不断膨胀的基础，也是各种伴生的经济、金融操作的基础，甚至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启动并成功的基础。

美国在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上能成为牵动全球的中心，其结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渐成形的，期间在关键金融要素上的重大变化是实现上述结构的基础。恰恰是这样简单的转变，奠定了美国30年慢牛的资本市场行为规则(牛市思维)，也为巴菲特、彼得林奇这些投资大师奠定了功成名就的基础。

在长期慢牛中，美国代表性公司尤其是每个时期优秀(增长型)代表公司的市盈率并不低。美国资本市场财富的创造，主要靠的是股价持续上涨带来的市值创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宜对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已经成熟的蓝筹公司吹毛求疵，它们完全能满足形成美国过去30年良性慢牛走势对上市公司品质的要求，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总体上要有信心。

美国资本市场30年的“大慢牛”对全世界经济、社会结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未来的十年可否再现美国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正面经验呢？百一企研(Baiyi Enterprises Research)共同创始人，经济、产业、金融观察家简练在上海证券报发表文章认为，弄清19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市场和金融系统的演变，并与中国当前的经济、金融、资本市场变化趋势进行类比，对弄明白中国资本市场如何才能成为国民财富载体有着重大意义。

大慢牛首先带动了资本市场的深化，金融市场也随之迅速扩大。资本市场长期稳步上涨，暗示这个国家有着最好的、最值得投资的公司。强大公司发行的债券也是投资者愿意认购的，而灵活的相对廉价的融资资本来源也使得偿还债券变得容易。再由此倒推，投资者也慢慢愿意认购这些公司所在国家的债券——美国国债。

所以，资本市场的强大带动了债券等金融市场的深化，形成认购意愿的正向循环。这为美国维持其货币的世界霸权提供了极深的合法性，于是美国同时拥有了货币霸权和“资本市场定价权”。

如果回忆一下1970年代，那时美国资本市场低迷，同时也是美国实体经济疲软、货币疲弱、美元在战后获得的世界货币地位最岌岌可危的时期。

而进入1980年代，慢牛一启动，即便当时美国实体经济并没有什么亮点，但联邦德国和日本经济威胁的劲头便没有那么大了(1980年代日美贸易较量引人注目，但美国的气势越战越勇)，到1990年代彻底消解，这归根结底与资本市场正向循环带来的隐形实力有关。“资本市场定价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1980年代获得的这个系统性权力，1990年代美国在互联网公司上推出的一整套资本市场新规则就不会有人认同。

第二个影响是慢牛使得美国退休基金及其他体现公众利益的机构投资者更加深度地与资本市场互动，公司所有权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这会造成两种效应，首先从总体上，代表公众的这些机构投资者深度享受了慢牛带来的财富创造(市值扩大)，这在通常所说的“美国产业
空心化”的大趋势下维持了公众所持有的金融财富价值。

另一方面，正是养老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支持，美国从1980年代起出现了几波对于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大型企业的生态影响巨大的资本运作浪潮，资本运作专家获取了极大的权力。

第三个影响是为大部分人所津津乐道的，对以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公司群体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支持。这也确实是大慢牛对实体经济的最大正面影响。美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繁荣支撑了IPO，更支撑了兼并收购，这为科技类风险投资提供了充足的退出通道。

美国风险投资的历史并不长，1950年代-1960年代初才刚刚试水，那时美国如同21世纪初的中国一样，百业都在兴旺，尤其是各种工业制造业。

早期的风险投资公司(多为个人合伙公司)的投资对象多集中在精细化工、专门制造业领域，期望的退出获利方式也是被大型工业公司并购。

以1968年为巅峰的1960年代牛市，通过赋予新上市电子和软件公司极高市盈率的方法，给这批早期投资者第一次系统性的丰厚回报，从此形成示范。

于是风险投资纷纷成立，而硅谷此时也以半导体、电子行业为核心形成内核。1980年代再经过家用微型计算机及上游部件、操作系统的带动，形成群落。

风险投资真正大放异彩是1990年代，相比1980年代软件等子行业(他们通常能靠卖软件滚动成长，除了最早期的投入，其实不是特别需要风险投资，微软等公司上市前就没有什么风险投资)，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互联网行业因为在大部分成长时期经营都无法盈利，必须不断融资，风险投资是最适合的支持力量。

美国1980年代形成的慢牛行情正好为这种投资模式以合适的退出通道。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资本市场给科技型企业(互联网、通信、生物医药等行业，包括中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IPO机会，高峰时为每年60-200家，低潮时为10-20家。

但由于慢牛，已经上市的公司如微软、思科、谷歌等都成为拥有强大资本能力的公司，并购非常活跃(经常是换股式并购)，每年科技行业并购少则300家，多则500家以上，这是实质上间接把新公司吸纳到资本市场。这样，风险投资的退出就很顺畅，不存在我国的IPO排队“堰塞湖”现象；同时，由于这套机制让风险投资和企业创始人都能赚到钱，他们创新的动力就极其高涨。

所以，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从半导体、电子、计算机、通信、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信息产业一路发展，在经济中可谓一枝独秀，是少有的技术创新迅速获得回报并融入生活的行业。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面并不是一切都很美妙，最大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之后显现了出来，那就是“市值虚造”的问题。

第四个影响是与美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互相支持。这主要体现在美国企业摆脱了1970年代的被动局面，相当一批企业转身成为深度意义上的全球企业，把握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机遇，支撑了他们利润的增长，增强了股市慢牛的合理性。

1970年代，美国内外交困，企业在滞涨局面下苦不堪言，对外还要迎接联邦德国、日本企业的竞争。1980年代，美国摆脱困境之后，起先摸索的是继续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路子(主要是美国投资欧洲)，但电子等行业已经开始转移到我国台湾等地区。

1990年代，“两头外延”模式，即生产端向外包生产模式发展，消费端卖到全世界(以发达国家为主)越来越明显：先是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向墨西哥转移生产基地，再向东南亚及更后来的中国转移。

在这个深刻的企业生态变革中，不同行业的适应性很不相同。

一方面，曾经是美国工业象征的钢铁、水泥、玻璃、机械等行业(以五大湖沿岸州为代表)相对地位大大衰落，个别行业如钢铁几乎消亡殆尽，只有汽车行业乘了中国崛起的东风，依靠在华合资企业的丰厚利润继续增长。

另一方面，从1980年代起，在消费零售、物流方面冒出来新的公司，比如沃尔玛、联邦快递，与老牌消费领域的公司如可口可乐等，进化为成熟的跨国公司。这些新出现的公司，连同信息科技等成长型公司，成为美国慢牛中的新蓝筹股。

进一步的，金融交易自身也开始全球化，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如伦敦、中国香港互相连接了起来——这在1980年代才有端倪，1990年代才正式成形。同时还连带在发展中国家开启了资本市场，比如东南亚、印度等地。

再加上1990年代戈尔、托马斯弗里德曼等鼓吹“信息高速公路+全球化”等政经人士的造势，一幅如今人们熟知的“繁荣的全球化”的场景终于在1990年代中后期被打造了出来。

从社会领域看，大慢牛带来的经济连锁效应给社会结构的重组是深刻的。

首先，社会加速分化，在美国，在上述几大影响中受益的人们，如跨国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全球化影响)、信息科技成功创业者及风投人士(信息产业影响)、投行、各种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操盘人士(金融市场和大型并购影响)及支持他们的政治经济精英，成为这三十年慢牛的成功人士。

而传统蓝领、不能进入较高薪水的增长型行业的低学历新就业人群(包括那些在沃尔玛、联邦快递这种1980年代以来增长型公司里工作的低级员工)就很难获得上升机会，成为最终要靠养老系统供养的群体(大慢牛使得这个系统还是养得起的)。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尤其是中国的人们，开始深度卷入世界经济，获得了一次系统性机遇，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距迅速弥合。

从国界上看，美国从一个虽然具有支配性国际影响力，但经济活动主体还局限在国内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实体经济和金融意义上都和世界紧密交往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