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早上，在英国退欧公投前两天，我在唐宁街(Downing Street)与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见了一面。在25分钟的谈话中，这位首相肯定地对我说，公投那天晚上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当时并不完全相信。
事后看来，英国退欧决定了2016年的面貌。这一年，不可想象的事情变为可能，边缘入侵了主流，房地产大亨和电视主持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一跃成为美国三军总司令。
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回忆录《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1969)中，描述了二战后他和其他“贤士”(Wise Men)如何帮助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建立了基于规则之上的自由主义新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多个机构的基础之上：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北约(Nato)联盟。2016年，在特朗普将北约斥为“过时”、他的军师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将爱沙尼亚形容为圣彼得堡的郊区以后，有时我感觉我们正在亲历这个世界的毁灭。
艾奇逊是东海岸建制派的典型代表。他生前曾当过外交官、律师和学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专家。这一年来，建制派溃不成军，专家垂头丧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预料到英国退欧。许多人曾声称特朗普不可能胜利。英国主要退欧派人士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抓住了公众的心态：“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
英国退欧和特朗普胜选标志着一个革命性时刻。和1789年或者1989年不太一样，但肯定是对现状惊雷般的否定。一些人嗅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味道，将特朗普描述为一个刚刚露出苗头的法西斯主义者。
对于强人领袖，这是一个好年头：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现在确立了“核心地位”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但对煽动者而言，这更是一个好年头——他们依靠情绪和偏见过活，取悦和煽动乌合之众。在煽动者当道的这一年，有几个角逐了第一把交椅：英国退欧教父、特朗普的拥趸、英国独立党(UKIP)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誓言要杀掉数百万吸毒成瘾者以肃清菲律宾的残暴的新掌权者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以及不断地惊叹于自己的追随者之多的特朗普本人。
然而，将眼下类比为上世纪30年代在很多方面都是不恰当的。大萧条远非近在眼前。美国经济正接近实现充分就业。在退欧之前，英国实现了自2010年以来就业增长略多于200万。信贷充足。企业利润在上升。问题在于，一部分人群（往往是居住在大城市以外的那些人），没有感受到经济的复苏。
过去10年，英国的实际收入没有增长。根据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在美国，95%的家庭去年的收入仍低于2007年水平。在欧洲，欧元区的失业率依然高居不下，尤其是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然而，最富有的1%人群（借用现任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的惯用说法，这些人也就是“少数特权阶层”）拥有的财富持续增长。
在发达民主国家，一些意义更深远的事情正在发生。部分受到技术快速变革的推动，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因素都在起作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自动驾驶汽车——2016年，所有这些开创性技术的发展进程都加快了。每一项技术都极大地赋予大众力量（智能手机就赋予了每一个人发言权），但也极大的颠覆着现状（人们才刚刚开始感受到人工智能对人类饭碗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英国退欧和特朗普胜选突显出政党体系的衰落，以及旧的左右翼之分的终结。中左翼看起来已不可挽回地衰落。本月，民意支持率已经跌至4%的低点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宣布不会寻求连任。比起英国退欧，英国反对党工党(Labor Party)的坚定左翼党魁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对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去世有更多要说的。意大利中左翼改革者、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在他本人发起的宪法改革公投中遭遇惨败，之后迅速辞职。
从奥地利、英格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到荷兰（波兰也日益如此），保守或基督教民主党中右翼的状态没那么糟糕，但他们也依然面临来自反移民的民族主义边缘群体的压力。2016年，我们见证了“第四条道路”的诞生，即一种奉行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新型政治，沐浴在文化怀旧情怀之中——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就是这种情怀的体现。
第二种动向是西方民主国家中广泛存在的对全球化的幻灭感。兴起于战后的全球化以三股趋势为标志：里根(Reagan)和撒切尔(Thatcher)主政下“咆哮的80年代”的去监管化、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协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对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动力的控制逐步放开——欧洲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就是这一进程的缩影——在2007年夏天达到了顶峰。最终，在2016年，我们看到这个可称为全球化2.0的时期结束了。
要让公众接纳自由贸易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了——他们正在为自己饭碗的安全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威胁感到忧心忡忡。特朗普谴责美国与11个环太平洋国家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及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曾经支持自由贸易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退缩了。没有人反驳称：正是得益于高效的全球供应链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美国消费者（包括很多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才能在塔吉特(Target)和沃尔玛(Walmart)买到廉价的商品。对自由贸易的敌视态度可以赢得选票。多亏比利时瓦隆地区政府在最后一刻改变立场，加拿大与欧盟(EU)之间一项耗时7年的贸易协议才避免了流产。
人员自由流动也面临质疑。欧洲经历了自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从未见过的大规模移民。2016年，由于一项由德国斡旋达成的与土耳其的协议，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流从一端被遏制，但创纪录数量的难民踏上了从地中海中央登陆意大利的危险旅途（许多人在途中葬身大海）。（特别是发生在法国的）恐怖袭击加剧了公众对移民的不安全感。人们感觉到，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国境和民族认同的控制。
这解释了特朗普在墨西哥边境修建一道“美丽”高墙的承诺，以及特里萨•梅(Theresa May)在保守党大会上对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嘲讽为何深入人心，后者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的话，那你就不属于任何国家”。伯明翰的保守党信徒对梅的话报以一片欢呼，但国际大都市伦敦却不觉得不好笑，这个城市里生活着数十万“外国人”，包括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的加拿大籍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
英国退欧公投暴露了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还显示了两种人之间的文化分歧，一种人对各种变革（从科技到同性婚姻）的节奏安之若素，另一种人则希望放慢脚步，重新寻找他们在种族、宗教或民族方面的根。
退欧阵营的口号“拿回控制权”简洁、并且对不同阶级和年龄的人群都有极大的感召力。立宪派喜欢从欧盟机构收回主权的想法。所有人都乐于从欧盟拿回钱然后把省下来的这笔钱投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打击移民可以赢得选票。这些言论是否具有严重误导性（留欧阵营说的一旦英国退欧将马上爆发经济灾难，就极具误导性），是无关紧要的。整整一年，事实成为具有弹性的概念。
2016年，全球意识到了“虚假新闻”，赞助这些新闻不仅有政治激进主义者，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人及其代理人。美国中情局(CIA)指控俄罗斯是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邮件泄露的背后推手——这起邮件泄露事件是一次令人震惊和厚颜无耻的尝试，其目标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斥责中情局的说法是荒谬的，他的支持者也持这种态度。在这轮政治周期中，很多人似乎生活在一个平行宇宙里，在那里，事实完全屈服于观点。
特朗普支持者、CNN评论员斯科蒂•内尔•休斯(Scottie Nell Hughes)解释道：“整个选举季要关注的有趣的一点是，说事实就是事实的人实际上说的不是事实。所有人都有办法（就像看评价，或者看半杯水）。每个人都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把一件事认定为就是事实、或不是事实。遗憾的是，事实这种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
欢迎来到后事实的政治世界，这个世界由智能手机等技术提供强劲动力。只需一部智能手机，个人就能在Facebook、谷歌(Google)和Twitter上实时发表未经过滤的新闻和（经常带有极大党派之见）的观点。在此次美国大选中，曾经被视为最后一道过滤器、受到一定信赖的记者们，被起哄或在Twitter上被视为“恶心”或“逊”。
在英国，退欧派和留欧派都经常抨击试图保持中立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牛津大学(Oxford)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富有先见之明地对“公正偏见”的风险提出警告。其危险在于，BBC在寻求保持中立的过程中将无法为人们提供有用的信息，特别是在复杂的经济问题上。他写道：“你给并非势均力敌的观点同样多的播出时间，而不敢说，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一方观点比另一方有更多证据或者更多专家意见作支持。”
特朗普竞选活动让“主流媒体”面临另一种程度的挑战。他的煽动性言论打破了教科书中的所有禁忌，把墨西哥人称为“强奸犯”，抹煞传统穆斯林与激进伊斯兰恐怖分子之间的差异并威胁把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投入监狱。
电视台、特别是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给了特朗普远超过其他候选人的播放时间。“这或许对美国不好，但是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非常好，”CBS掌门人莱斯•穆恩弗斯(Les Moonves)开玩笑道。
特朗普的胜利有赖于他不仅攻击民主党对手，也毫不留情地攻击共和党。他的竞选花费还不到希拉里竞选资金弹药库的一个零头，他自己的钱几乎一毛没动。特朗普的胜利，是个人品牌的胜利。
不过，在美国人渴望改变、而不是换汤不换药地延续奥巴马的执政方针或是重返布什或克林顿王朝之际，希拉里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候选人。和特朗普一样，希拉里的负面评价也极多。人们不喜欢她、不信任她，而她总是避实就虚。大家之所以记住了特朗普在Twitter上的标志性说法——“不老实的希拉里”(Crooked Hillary)，是有充分理由的。
就这一点来看，说特朗普的典型支持者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愤怒的白人瘾君子，是一种误导。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中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有女性。正如萨莱纳•齐托(Salena Zito)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所写的那样，特朗普的支持者看重特朗普，而不是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话。相反，自由派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话，但不把他当回事。这忽视了这位大亨可能给美国民主制度中公众的信任所带来的损害。他使公众演说变得粗俗。他声称政治体系已经腐化。他甚至两次（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让大选的合法性陷入不确定，拒绝确认自己如果败选会接受结果。
2016年春末，我前往德州休斯顿，与曾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担任白宫幕僚长和财长、在老布什 (George HW Bush)政府担任国务卿和白宫幕僚长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共进午餐。我问他，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能否安然无恙。“我们是法治国家，受到官僚体制的限制。总统不是一手遮天的统治者，”贝克回答说。
未来数月，这种对民主制度力量的信心将受到考验。特朗普想要推翻奥巴马的政治遗产，释放美国资本主义的兽性。股市最初的反应称得上欣喜。更大的风险在于外交政策。特朗普想追求“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外交政策，重新谈判贸易协定并要求盟友为集体防御付出更多。他的世界只看钱而不看价值观：正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形容的那样，美国这个自私的超级大国。
特朗普的胜利给在2017年等待时机的煽动者带来了希望，特别是几乎肯定会进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英国退欧的基础上，勒庞一旦胜选，必然将意味着欧盟的终结。荷兰大选可能也标志着该国向右转。即便在德国，寻求第四个任期的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面临着来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的挑战，这将使得组建执政联盟的任务更加困难。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假设他言出必行的话）也为崛起的中国敞开了大门。他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既是一份贸易协定，也是一张地缘政治牌——令日本和环太平洋诸国不安。他反对墨西哥移民的言论削弱了拉美国家的货币，使得拉美国家开始考虑中国是否是更安全的押注。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面对普京领导下俄罗斯势力的扩张，很多国家担心北约的国防保障是否可靠。
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多元、包容和法治等民主价值观的灯塔。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它一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方。2016年，美国首次投票选出一名毫无从政和从军经验的人入主白宫。正如英国退欧一样，这是一场豪赌，后果完全不可预知。
特朗普“赢家通吃”的方式及其对少数群体权益的缺乏尊重，有悖于民主制度和自由社会的一块基石——正如开国元勋之一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第10篇论文中所陈述的一样。特朗普的立场与更极端的退欧派的要求类似，后者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尊重“人民的意愿”。任何提出异议的人——媒体、反对党、甚至司法系统——都可能被打上“人民公敌”的烙印。
这不仅仅是民粹主义失控。这是对政治本身的否定，而政治，正如已故学者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提醒我们的那样，是替代高压统治和多数人暴政的唯一选择。
已经有人警告过我们了。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