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亚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共同价值观”俨然成为西方小圈子里的热词。在近期举行的G7外长会上,西方国家再次鼓吹自己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者”。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早在竞选期间，拜登就表示要把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原则。从美国国内角度来看，强调人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是弥合美国国内“上下左右黑白”等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的无奈之选。但是，美国如果把人权民主问题作为制定和推行对外政策的原则，开展“价值观外交”，则注定无法成功。

“价值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失败

　　“价值观外交”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实际上，近代国际关系发展之初，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国家利益认知和国家政策走向，决定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互动中的角色和站队。欧洲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宗教冲突与战争就是典型的“价值观外交”导致的恶果。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价值观外交逐渐失去了理论魅力。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年—1648年），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首先放弃了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提出“国家理性”，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外交之先河。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政策要求把法国的国家利益置于任何宗教利益之上，不以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同盟和敌对关系。

　　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主教，黎塞留领导下的法国将同为天主教国家的奥地利视作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与瑞典等新教国家结盟共同对抗奥地利。在信奉黎塞留的人看来，传统的基于宗教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外交”非但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利益，反而会背负上没有意义的负累。黎塞留关于“国家利益至上”的信念，不仅成为后世法国外交的指导原则之一，而且也成为国际关系当中的核心原则之一。

　　这是5月8日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拍摄的凯旋门落日景象。新华社发（奥雷利安·莫里萨尔摄）

　　美国自独立以来，从偏安一隅的13个殖民地联邦变成全球性霸权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交关系上的价值中立。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离开白宫时曾经告诫美国人民：“我们对待国外重大行为的准则是，在扩展我们的商业关系的时候尽量避免同他们发生政治上的牵连。”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孤立主义信仰本质上就是“不要管闲事儿！”这种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是促成美国实力崛起的重要因素。

　　事实证明，美国曾推行的“价值观外交”有无数失败案例。无论是在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还是在伊朗、朝鲜、缅甸，“价值观外交”除了导致更多的不满、冲突和对抗外，没有在当地产生任何有实际价值的进步。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价值观外交”已经是被时代所抛弃的外交准则。

“价值观外交”的本质是强权政治

　　“价值观外交”的荒谬之处在于假设世上存在一种不受地域和时间变量影响的所谓的“普世价值”。但是，这种假设是禁不起检验的。因为价值观作为一种主观性的观念，本身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中指出，一方面我们发现，人们几乎普遍地承认存在国际道德，其中包含了对国际共同体和对整个人类的义务感；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人们不愿意承认在这个国际共同体中局部利益（即国家的自我利益）低于整体利益。

　　在西方的实践中，这一悖论得以解决的关键在于将整体利益与强者利益等同起来，强者被假定为“更高道德的代表”。无论是希特勒所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将整体利益和主要国家的安全等同起来的所谓利益和谐论，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自诩高人一等的谬论和强权政治。

　　4月24日，拜登在亚美尼亚大屠杀106周年之际，正式承认一个多世纪前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的暴行为“种族灭绝”。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白宫一直拒绝使用“种族灭绝”的字眼，以避免惹恼盟友土耳其。尽管拜登做出此类表态，凸显“价值观外交”色彩，但却揭示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虚伪性——“早干什么去了？”而且，以现在的价值观来评价100多年前的事情，本身就是荒谬的。

　　4月26日，土耳其民众在伊斯坦布尔集会抗议美方称亚美尼亚人遭杀害为“种族灭绝”。新华社发（奥斯曼·厄尔萨尔摄）

　　按照这个逻辑，美国建国之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罪恶滔天的奴隶贩子。此外，拜登的发言其实只是以“人权问题”来敲打最近几年不听话的土耳其而已，并非真的关心亚美尼亚的人权问题。毕竟美国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早就已经一团糟了，根本就没有资格指责任何其他国家。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无非是给干涉他国内政创造借口而已，本质上就是强权政治。

“价值观外交”折射美国霸权力不从心

　　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强大的霸权体系，囊括多个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的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因为特殊的地缘政治原因而成为美国同盟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虚伪的人权等问题从来不是美国与这些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关键因素。

　　冷战期间，为与苏联争霸，美国没少支持一些与美国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政权。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各国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以及在竞争中如何保持优势。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所导致的“东升西降”成为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趋势越发明显。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技术扩散所带来的进步，同样是因为美国内外政策失误和傲慢所导致的失败。

　　“价值观外交”的提出，表明美国已经越来越没有足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来维持全球领导力和号召力，只能通过人权民主等虚伪的问题来蛊惑人心。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一体化越发明显的今天，美国企图强行在国家之间划线，制造矛盾和冲突，从而浑水摸鱼，注定不会得逞。（编辑：孙萍、鲁豫；制图：鲁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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