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油画作品

中国有现代大学的时间不是很长，也就百年的历史，但中国现代大学的水准，现在公认很高，不论是国立大学、教会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有非常优秀的学校，大学还是老的好，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好大学的标准，通常是由教授和学生来体现的，在老大学里，教授总是人们议论的话题。

教授的境界

王浩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是金岳霖的学生，他那一届学生中后来还出了一个殷海光。

王浩后来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场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6页）

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

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教授至上

老大学里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老大学里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

想在老大学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地位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老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

所以老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

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它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犹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

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界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教授自由流动

老大学里的教授是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因为有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就给教授提供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过去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活力。

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他说：“11日。书与系主任刘叔雅，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22日。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来，言见余与叔雅书，有辞职之说，务请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芝生唯唯而去。23日。在清华，刘叔雅来信：学校局面已定，不许余辞职，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3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积微翁回忆录》第63页）

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不愿呆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

反对统一教材

老大学里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

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

好在那时教育部管事的人也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老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从容而平静，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明白因为有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第一的传统。

张奚若的士气

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专业是政治学，早年是很敢说话的人，后来虽然不大能说话了，但张先生的敢言还是很出名的。1949年后，张先生还劝过执政者不要好大喜功。张先生过去和胡适的关系非常好，青年时代遇事总愿和胡适商量，但中年以后在大事上和胡适多有分歧，就个人气质说，张先生比胡先生要激进一点，或者说，更具理想主义，太相信别人的承诺，比如关于联合政府的号召之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先生是那一群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但又较为迷信新生力量。但不管怎么说，张先生都不失书生本色。

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张先生去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会场回到昆明。下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的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张奚若文集第15页）

张东荪的傲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中国传统士大夫发展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很曲折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是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型，但近代以来，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说也植下了一点根基。

上世纪40年代末，张东荪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50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Mind。此词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

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当中已经萌芽。他说：“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观察》5卷第11期）

张东荪是老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自己的精神气质就很有代表性。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在校务会议开会时，每次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他即夺门而去，声言：“下次如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台湾史学家沈云龙当年是光华的学生，对张先生此举很是敬佩。像张先生这样的傲骨和不满形式主义的态度，在老大学里并不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