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台风，预防为主是人们的共识，但一场洗劫琼、桂、粤的“威马逊”刮过，就像大潮退去把没穿裤子的人晾在沙滩上，人们看到了对台风防范的种种破绽。有人质问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人那样，比如在台风前截掉树枝、政府发布购物清单、提示紧急避险场地等等，这样的做法实行“拿来主义”就行了，难道做不到吗？

　　中国对于引进，一直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有些做法可以拿来，有些拿得来却未必用得了。就说台风前的截断树枝，的确澳大利亚也好，加拿大、美国也好，都是这么干的，但在我们这里，如果你事前把枝繁叶茂的树枝截掉了，台风到时候拐个弯走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你就会被口水淹死，甚至会闹得舆情汹汹，要追究起下令截树者的责任来。当然经过这次“威马逊”，情况可能会好些，对于没派上用场的未雨绸缪，公众也许不再那么苛刻，轻巧而严厉地指责属于官僚和浪费。

　　除了现在政府“动辄得咎”的舆论环境，公众的“生命意识”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台风前沿海都有“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但船进港容易，人却很难弄上岸。这次“威马逊”来前，我在一处码头看到，不仅渔船上的人不愿下来，还有人闹着要上去。2008年“黑格比”台风来时，当时预报也说是正面袭击北海——后来从旁边走了。那天夜里12点，港口的锚地还泊着好几艘船，被风掀得像荡秋千一样，让人看得胆战心惊，目瞪口呆。因为船上还有人，岸上的官员急得跳脚，下令海警出去把人捉回来，只是因为水位太低无法开船而作罢。

　　实际上，历来台风到来时进港的渔船都要留人，他们根据风向不停地调舵，船才不致被台风吹翻——甚至在船舶避险的规程中也有这样的要求。有人会说怎么能连命都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问题是你认为“命”是青山，但对于渔民来说，那艘三四百万元的渔船才是他们的“青山”。谁也不想死，但他们心里有杆秤，自己的命远没有那条船值钱，所以“船在人在，船亡人亡”就成为他们的信念。而那样的规程，也是因为过去太穷，没法做到“生命高于一切”的缘故。

　　生命本无价，却与物划等号，有“以人为本”的尺子来量，这有些悲哀。但“以人为本”是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的，俗话说“光棍烂命一条”，人穷命就贱。前些年很多矿工每月挣一千几百元，甘心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干活。而从根本上说，“以人为本”需要靠社会制度保障，比如如果能普遍给渔船上保险，台风来时要他们离船上岸，他们才会真正把生命当作留住的青山。

　　一项制度的建立，往往与文化有关。制度像不同的树种，要栽在合适的文化上，有些文化的水土可以长玫瑰，有的却只能长仙人掌。比如有人说国外的城市救援中心，雪灾来前给居民发放发电机、电筒、毛毯等，雪灾过后，人们就自觉地把这些东西送回来，包括剩余的食物。我不敢贸然认为彼地的这办法在此地行得通，因为国人对便宜“不沾白不沾”的心态，会使得成本高出不少，约2600年前晏子就说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想想那些城市免费提供的自行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能不能采取这种预防措施，建议不妨在电影院做个实验，在放立体电影之后，把守门口的撤了，看看有几个人会自愿把立体眼镜交回。

　　有人会说，你的意思是中国就不能搞事先防灾了？也不尽然，但前题是要认识到症结所在，得像鲁迅所说的，花大力气改造“国民性”。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形成了一种“牧羊文化”，独尊儒术的汉武帝设立的刺史，到王莽称帝时干脆称之为“州牧”，顾名思义，州官就是“放牛养羊的人”。百家争鸣，但每家在这一点上都差不多。管子有篇名作，题目就叫《牧民》；周公说要“敬德保民”，“惠民”、“裕民”；还有孔夫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立足点都是“为民作主”，而不是通过建立某种机制“由民作主”。

　　回到救灾上来，每一次灾后政府都号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实际上“自力更生”不只是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机制，保障能人人出力、互相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