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关注一下身边发生的公共事务，关心一下这个国家身边发展了什么。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毛寿龙在“新常态与实体经济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分析了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我最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企业家，如何把自己做好，如何适应新常态？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应该是“非常态”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那么高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没有过的，整个人类历史上也不太多，仅几个地区在一些特定的阶段有过。在非常态的时期，产生了很多非常态的企业家，也出现了非常态学者。从某个意义上来讲，非常态的学者与企业家相比成绩较差。在非常态时期，学术没有获得非常态的发展，至少目前中国还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然学术和经济有差异，得诺贝尔奖需要几十年时间的积累。

　　所以，我们所说的新常态，和过去的老常态、非常态有很大的关系。从经济上来说，所谓的新常态，就是说高速增长时期过去了，应该会逐步进入一个缓速增长时期——如果不是低速增长时期的话。在这个增长时期里，企业家应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解一下过去老常态和非常态时期企业家的遭遇。我个人从治理秩序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不同的理想，构建了不同的治理秩序

　　根据现实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秩序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

　　在传统的“小康社会”秩序中，企业家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在中国，企业家最早的记载是商朝之后开始的。传说商朝被西周灭亡了以后，商朝的人在国家灭亡以后失去了土地，只好到处流浪为生。流浪的结果是他们发现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这个机会是商朝的人发现的，所以就叫做商机，一直沿用至今。做生意的人，也就成了商人，做生意也就成了经商。现代社会的印章等，都是商人发明的。中国古代的商人，由于兵和官僚秩序的压制，一直局限于有限的产品市场，没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更不用说平台性的市场，如“互联网＋”。而西方却不同，不仅有产品可以买卖，而且企业家本身就是中心。企业家成为市场秩序的中心，他们就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市场，而且还慢慢开发了人力资源市场，企业产权市场，以及投融资为核心的金融市场，还有一些企业家则开发了市场平台。这让西方的企业家而不是武士和官员成为秩序的核心，而帝国的秩序和官僚的秩序，反而成为辅助性的秩序。同时，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亲市场的政府，保护性政府等理念，也开始在西方发展起来，并落实为市场秩序的辅助性制度，从而让西方成了现代世界文明的中心。

　　当然，在西方的古代，也是国家的力量起主导作用的。市场的力量，也就是企业家的力量，真正发挥重要作用，并让国家退居其次，起到服务于市场的作用，让国家的分配成为次于市场的二次分配，是近代开始的。自那时开始，一大批学者研究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提供理论支持。亚当·斯密是奠定市场秩序理论的始作俑者，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在20世纪系统地奠定了市场秩序理论的价值，而安·兰德，更通过通俗小说和专栏论文的形式，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强有力的道德基础。这说明，西方国家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核心区域，具有内在的秩序的原因。

企业家分类和他们与秩序结构的关联程度有关

　　中国人本身有一种投资的天性，这种天性是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特性的，是与中国古代小康社会秩序结构相关的。与这一秩序结构的关联程度，让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

　　中国目前最多的企业家，可能本身就是拥有权力和身份的人，他们大多在国企里，还有一些在地方的国企里。他们可以说是官员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优势是，可以用尽政策的便利，甚至利用国家的信用。他们成功在这儿，问题也出在这儿，核心问题是挣钱少了，是失败，挣钱多了，但钱不是自己的，一旦弄了点放在自己的兜里，就是腐败。他们成也权力，输也权力。

　　第二种企业家是依靠权力的保护伞，利用种种公共资源发展起来。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企业，如煤炭、石油、钢材等，最近几年都走下坡路，这些是依靠国家权力比较容易赚钱的行业。第三种企业家是市场大海中的企业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尤其是新近发展起来的阿里，还有滴滴，都是典型。他们纯粹从市场中成长起来，没有掌握权力，也不依靠权力，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企业家。

　　如果说，过去的非常态，更多的是需要掌握权力和依靠权力，那么在新常态条件下，大家会发现快钱已经越来越少了，企业家一心想赚钱，但非常态时期赚钱机会越来越少了。在新常态条件下，现在很多企业家觉得自己很不安全，不知道未来应该干什么。这种心态，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因为感觉国内不靠谱，有些企业家选择出国发展，但出去以后又发现国外生意很难做，很难挤进国外市场，在国外买个房子可以，住在那儿很爽，但住几天就烦了，外国语言不懂，过去的朋友失去了，心里头很难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的资产在缩水。

　　因此退出市场可能是一些企业家的好选择，甚至退出这个国家也是一些企业家的理性选择，有些企业家的确转型去到处演讲，发微博做公众号，做慈善而不是去做原来的自己。别人要找他的时候，他说要多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但他们无可选择的是，只要他们退出了市场，大笔的资产很容易缩水。

　　所以，中国有三种企业家。拥有权力和依靠权力的企业家，在非常态时期获得了非常态的发展，但也面临着非常态的风险，因为他们成也权力，败也权力。在新常态时期，依靠互联网新技术获得纯粹市场支持的企业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同样面临着法律和政策的风险。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新的领域获得新的发展机会，纯粹是因为老常态时期产生阻碍作用的治理结构，在新常态时期的新市场领域里没有发挥窒息的作用。企业家选择退出，可以逃避种种风险，但一旦离开市场，他们的资产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面临着缩水的风险。

　　我觉得，企业家不仅仅需要关注权力的好处，也需要关注一下的权力的风险，不仅要关注市场的风险，而且还要关注市场自身的秩序结构，以及和其他国家结构、官员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就谁说，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关注一下身边发生的公共事务，关心一下这个国家身边发展了什么。企业家自己面临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国家的结构、法律和政策，也可能来自其经营自身。经营自身的风险，企业家自己处理。来自国家的结构、法律和政策的风险，仅仅依靠权力的运作，是非常态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就显得很重要。用我刚开始提出的分析框架来说，就是如何让扩展秩序能够相互兼容，能够让市场的秩序免受国家治理和官员秩序的损害，让国家和官员秩序，变成以权利为基础的公共治理秩序。在这个公共的秩序，也就是公天下的秩序里，每个人的公共的问题，可以在公共的层次通过讨论得到解决。

新常态下，企业家如何选择

　　在新常态之下如何选择，需要考虑到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过去的不发展的老常态是我们不想要的。过去高速发展的非常态，发展是我们需要的，但高度的风险却是我们不需要的。现在新常态，一切都需要转入正轨，让市场回归市场，让国家和官僚秩序回归公共治理秩序。所以，现在的新常态，反而是一个常态的世界。非常态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新常态实际上有更多的机会，只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可能我们要花更多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企业家面临的风险可能相应也要降低，而要降低这个风险，企业家就不仅要把握市场风险，更多的还是要把握治理和政策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推进公共治理秩序的进步，来降低治理意义上的风险。

　　也就是说，让我们努力去思考公共的问题，处理公共的事物，来解决新的公共治理所面临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学者、官员、企业家都需要共同努力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新常态这个时期。

　　总结起来，今天我们探讨的新常态，是比较而言的：过去很长时间的发展缓慢是老常态，最近30多年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现在正常增长是新常态。新常态需要建立一个公共治理的权利秩序，来支撑扩展的市场秩序的常态化发展。在不同的时期，企业家有不同的机会。在老常态时期，企业家没有机会。在非常态时期，企业家有非常态的机会，也有非常态的治理风险。在新常态时期，关键是要依靠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关注公共治理秩序的增长，推动权力治理秩序的转型，从而让企业家避免治理层次的风险，只需考虑经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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