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伯夷叔齐列传》_评论网--全球最大的政经类评论门户网站

商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皆有贤善之声，而司马公冠之于七十列传之首，其作传记之倾向显而易见。挞恶而彰善。

本传是七十列传中字数最少的，共讲了三件事，一是孤竹君欲传位叔齐，但伯夷叔齐俱不践位，反而因慕姬昌善养老而逃至西周，孤竹国遂后继无人。二是武王伐纣，二人扣马而谏，差点被杀，还是太公吕望借杀善不祥之名放走了二人。三是武王灭商后，二人远遁首阳山，义不食周粟，闻世风日下，作釆薇明志，终致饿死。

这三件事共同说明，二人的政治伦理倾向于禅让、任贤、忠君、节义;社会伦理倾向于孝悌、礼让、真善。二人作为原始社会政治道德伦理体制的忠实代言人，已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而西周时的政治道德伦理，虽然是奴隶社会的典型，但礼乐名级制度尚在维系，天子为天下之宗、诸侯为一域之宗，而大夫为一家之宗，等级森严，行不躐等，乱伦之事不可有，这也许是二人死后，对周的影响，但该传沒记，不能完全推定。无论二人行为给后世有多少影响，但二人崇德明礼，有骨有气，爱好公序良俗、维护公道正义的精神，仍让人感佩。人，什么都能软，就是骨头软不得。

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距二人生活的年代一千多年。一千年的人世变迁，社会反复多变，同室操戈者有之，同姓通婚者有之，子母、君臣乱伦者有之，弑君杀父乱国家者有之投机钻营者有之，……人间乱象，凡所应有，无所不有，以致司马迁自己也对世风产生了怀疑。他在该传中提到，盗跖啸众千人，日食人肝，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竟以善终;而颜渊大善，箪食壶浆，住居陋巷，学问宏深，无善不为，七十二贤徒中，孔子独称他好学，然而三十多岁就命丧黄泉了。天道矜善一说在他看来似有不确，且他也大可附庸流俗，加之其才能卓越，目光深邃，实堪为宰辅之人，然而他自己竟因秉直受辱，恐怕他万万没想到。

此外，我们应该看到，司马迁传叙古人，除撷源于正史实录，传闻、考证、撷诗、摘孔语，引尚书，引诸子，都是常用手段。他能从前人诗文的艺术化描述中，窥见人物及历史的事实和本质，这是他写得出伯夷叔齐列传的根本原因。我们搞写作，亦当察之者尚精，善序事理，明世事之条贯，树道德之广崇。而不宜随心所欲，使文章毫无载道之义。

久远的历史湮沒于尘埃之中，写作成书绝非易事，靠的是丰富的阅历，洞见世事的眼光，条贯历史的匠心，实事求是的作派，生动客观的史笔，海纳百川的胸怀，秉笔实录的毅力。否则即使成书，亦不免干瘪空洞，富而不实，宏而不伟，叙而不达。

客观实在，评说有据，言之有文，传之有道，是历史的生命、魂魄，失之者命不久，甚至魂飞魄散，得之则万古流芳。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记冠于二十四之首，冠绝古今，说他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无深刻意涵。

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传史的动机，是彰善戒恶的，他自己的行为也以"若由夷，怀隨和"为标竿。所以本传中便列举许由、务光之属为证，征之以《论语》、《诗三百》。他引诗釆论，其根本目的在于以儒家的价值观，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一纲二目。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是纲，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目和据，客观的历史结论才是精华和他传史的题中要义。至于引据儒典，乃为叙史实，树权威，增内涵。

一般来说，历史在述不在作，这是受了孔子的影响。而崇德辨惑，资鉴后世，又是史记额外的精神收益了。

我读史记，不拘细谨，观其大略，撮其要义而己。但愚以为必要的求索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古为今用的襟怀，和推陈出新的意志，对于每个读者而言仍旧至关重要。读史可以明智，可以从中汲取优秀的精神养分，可以从中获得充足的文化内涵，可以实现古今中外的文明对接，可以熏陶崇高的思想道德，可以获取无穷的战斗意志。

身在承平之而世，活在修养，成在修为。读史，就是一种自我修练。人生在世，唯有不断修炼，才能圆融丰满。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