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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是第二位的，适应变化最重要

　　国际和国内经济局势风起云涌，预测是第二位的，适应变化和及时调整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计划和预期，都希望能看清未来，但是即使把所有的因素加到一起，也没有人能够看清未来。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活动是人的活动，而人是有生命的，有学习能力，会调整，会变化，会接受教训。一旦人们知道了某种对经济的预测，他们就会调整未来的行动，因此经济是很难预测的。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调整能力、适应能力比预测能力重要，同时也需要有像马云那样敢赌、敢冲、敢试一把的勇气。

　　虽然我们不能预测未来，但是可以分析过去。未来虽是难以预测的，但是过去的一些事情对未来可能会有帮助。行动决定未来，而过去的经验教训又会影响我们的行动。

　　高位何来？

　　一个大国经济，怎么会有14%以上的增长率？中国靠的是“综合成本优势”。

　　综合成本优势主要分为三部分。

　　首先，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当这些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商业模式等结合时，其效益是非常大的。其次，改革开放是刺激综合成本形成的强效催化剂。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经济组织的成本和制度运行的成本，开放使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解决了中国粮食短缺的问题，城市改革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就业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进一步搞活经济，放宽政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1年加入WTO一改中国过去几十年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封闭保守，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商业模式，并与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大大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是中国人善于学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观念、知识、技能和产品质量随之不断进步。

　　要素价值低，组织成本和制度运行成本急剧下降，再加上中国人肯学肯干，形成了中国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显示国际竞争力。

　　下行何至？

　　2007—2008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至10%以下，直至今年的7.3%。在短短几年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何会下降得如此之快？主要有四个因素。

　　其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由于出口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一驾马车，当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主要出口国需求下降时，中国GDP就随之开始下行；其二，不当的行政管制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经济上行的时候，适当的行政管制会起到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但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如果仍采用原来的行政管制，必然会束缚经济的发展；其三，真实利率转正，引发“债务型通缩”；最后，“不差钱”的环境侵蚀企业家精神。由于这四条因素的重重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不断增大。

　　何谓“水落石出”？

　　中国的经济一下来，物价一下来，资产价格一下来，原来被水盖着的石头就露出来了。

　　首先是成本，收入即成本，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成本的高速增加。再者是债务，通胀和负利率刺激借贷需求，普遍推高负债率，而当通胀率下降，真实利率由负转正，很多企业、行业、地区就陷入债务困境。其三是产能过剩，由于这两年国家战略的导向，新型战略产业成为过剩产业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最后是反腐，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毒瘤，但挖也是有代价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期经济的增长。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靠得住”的四大支点

　　虽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们仍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因为有四根支柱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舞台。

　　第一，中国的经济非常有韧性。首先是体制上有“保证”，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大多数人无法完全依赖财政，唯有靠在市场里谋生。再者，30年的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孕育了一批敢闯、敢尝试的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非谋生型创业”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第二，全球化大有机会。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平均收入差还有10倍，人均收入排名靠后，还有不小的潜力。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开拓新兴市场的潜力巨大。面对经济减速的现实，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都要紧抓新机会，发现新市场，寻求新突破。

　　第三，品质革命。过去20年，中国基本上是出口产品品质好，内销产品和服务品质差。国内居民收入提高和新一波进口替代启动了国内内需的品质革命，而品质革命将会激发我们巨大的制造潜力。

  　　第四，空间集聚再布局。一拨质量不高的的城市化将会被纠正，以充分发挥空间资源配置的效果。城市收入的差别是城市化的经济驱动力，因此中国城市化驱动强烈，且可持续时间很长。

　　两个不确定性

　　虽然有四大支点支撑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但也有两个不可忽视的不确定因素。

　　第一，和平与发展坚持得住吗？1914年距如今正好是一百年，这一百年给我们很多警示：全球“海平面”变化（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处于不同“海平面”）带来的利益冲突、收入分配“三明治”、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是影响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能不能在G20框架下缓解全球失衡、解决货币悖论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中国的大国治理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难处。“大有大的难处，拢得住还是拢不住？”一方面，中国是个非常难拢住的国家，东西南北统一起来有一个共同的决心不容易。另一方面，即使拢住了，中国也会面临大国改革的穿透力问题——形成共识不易、贯彻改革决定更难。决定一旦得到贯彻，改革红利就会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但如果“决定不出中南海”或“经验不进中南海”，也可能形成上下脱离的两张皮。因此，要增强大国改革穿透力，需要在前提正确的基础上保持目标的简单明了。

　　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机遇和挑战。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已经搭成，虽然有不稳定性，但“戏”还是能唱的。至于唱不唱得好，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得靠唱戏的角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