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政治：

王石不加入政协，不当人大代表。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是企业家就发挥企业家的精神。在过去几年里，他自己想登山就登山，想留学就留学，没时间介入政治的事。

但也不是仅仅“在商言商”，至少，独善其身是必要的。他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包括企业家，都会批评体制，但企业家自己就不专制吗？”

这辈子和下辈子都不会介入政治

壹读：你觉得对企业家来说，应怎样把握和政治的距离？

王石：远离政治。

中国1949年后，政治一直处于非常强的位置，政治垄断一切，政治代表一切。到文革时期，出现泛政治化，一切都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下出现。所以现在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文化状态，连消费都在消费政治。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比如你在北京坐出租车，司机很容易跟你谈中南海的事，但如果你在伦敦搭出租，司机和你谈白金汉宫的事会被当作一种滑稽。我已给了自己清晰的定位，我不是企业家吗？企业家就要有企业家的思维、企业家精神。所以，我的选择就是和政治保持距离。

壹读：不会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王石：都不会。但确实有人邀请过我。还有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有朋友想加入政协，知道我和深圳市政协主席关系很好，会让我牵线。牵线可以，大家见面聊聊。我就先和政协的人解释半天，这个企业家想为深圳做点贡献，大家可以先建立关系，再慢慢培养，然后三四年之后符合条件按程序才可以加入。

这时政协的人突然说：“王石你要不要加入政协？你想加入马上就可以。”这让我很尴尬，因为我之前还和朋友说，加入政协有多难有多难，但在我这里却又这么容易。所以后来尽量避免这样的事。

壹读：你会一直远离政治吗？

王石：远离政治是我对生命的定位，我有这么广阔的天地，想登山就登山，想留学就留学，为什么要介入政治？

壹读：这辈子都如此？

王石：下辈子也如此。介入政治必须有铺垫，要么和人家有密切关系，要么有政协、人大的身份，但我享受生活的状态还没享受完，怎么会介入政治呢？

壹读：听说过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观点吧？

王石：这句话我用了很多年，“在商言商”就是我说的远离政治，商人就谈商人的事情，但不等于我回避政治。而且“在商言商”要看什么情况(才能)讲，就老柳一句话是说不清的。

一些媒体喜欢设置一种“任志强怎么说，柳传志怎么说，王石怎么说”的对比，但柳传志这话也不是对着我说的，我也不是对着他说。不是他说“在商言商”，我说“在商不能光言商”，根本不是这样一种关系。

企业家得理解现代、理解西方文明

壹读：但有些企业家组织你很乐于参加，如阿拉善(SEE)、亚布力论坛、中城联盟，为什么？

王石：我有过思考。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就需要现代意识和现代组织形式。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包括企业家，都会批评体制，但企业家自己就不专制吗？类似SEE这样的组织，它的意义在于帮助企业家学会建立、运行现代游戏规则。

但企业和社会组织有很大区别。企业不需要讨论效率和公平哪个重要，更多地讲执行和纪律；而非营利组织考虑更多的是行业利益和社会公益，更多地讲民主、平等，然后才是效率。

壹读：提到企业制度，你说自己不信教，但认可基督教背景下的企业管理理念。

王石：是这样。西方现代文明基于基督教文化。真正的宗教改革是从中世纪开始的，比如说做慈善、做公益，建医院、建学校，这些都是基督教派生的。最早的大学都是在修道院的基础上建立的，要了解现代文明，一定要追溯到基督教。

所以，你信不信是一回事，了解不了解是另外一回事。更多来讲，我不是从信仰角度看，而是从理解角度看，这是我到哈佛游学的目的，我就是想解决问题。包括现在到剑桥，到不同文化的地方，都有这个目的。

壹读：你有宗教信仰吗？

王石：我经常这样说：如果你必须让我选择一个宗教信仰的话，我会选基督教，当然是基督教新教，我是从美学上接受它的，不是从灵魂不灭、死后去天堂的角度接受它的。我喜欢哥特式建筑，进去之后，阳光洒下来，感觉有种温暖、向上的神秘力量存在。还有唱诗班、绘画，我都是从美学角度接受它的。

谈留学：

任志强在接收壹读采访时说，王石从哈佛回来像变了个人，他赞赏这种变化。王石笑言“60岁的人到哈佛两年就改变，那不是夸我而是夸哈佛”。

我会一点英文，面试官会一点中文，然后他同意我去了

壹读：第一个问题，外界可能会觉得，你去哈佛是因为那边想做中国问题的研究，才邀请的你，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王石：不是。最先发出邀请的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执行主任。但这是一个行政职务，只有教授才有发出邀请的权力，而且有条件，被邀请的人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有学术成果，可我都没有。

壹读：现办职称也来不及……

王石：执行主任要找个教授，他自己不能发出邀请，于是亚洲中心主任就找到我，主任本人就是教授，他和助手就在香港和我见面。事后我才知道那是面试，原来还以为只是一次普通会面。

主任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资深教授，研究课题和医学人类心理学有关，具体说，是研究精神病和基因学的，更概括地说，是研究医学伦理的。而我反复和他强调的是企业伦理，于是合拍了。聊天过程很有意思，他会讲一点中文，我会讲一点英文，说一会他就讲不下去了，我也讲不下去了。但他同意就可以了，不存在要校长批、院长（财苑）批的问题。

壹读：去了以后会混中国人的圈子吗？

王石：在哈佛，我很快就成了名人。那里有很多中国人经常过来找我或邀请我做演讲，但我都在公寓住，很少去办公室，所以经常找不到我。我大部分时间在学英语在看书，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才能睡，那段时间非常的痛苦。

壹读：你是有意跟中国人保持距离？

王石：是啊，和中国人之间不会用英语对话，而且讲话都是中国人的思维，我必须让自己待在英语环境里。

壹读：那现在英语交流无障碍了？

王石：还是有很大障碍，只是一般交流没问题，学术交流还不行。当然，就是学术交流也不会差太远，比如谈企业伦理问题，我不会岔到南极谈企鹅去。但跟英国人交流就不行，他们那个调儿……经常不懂他们说什么，他们可能也不懂我说什么。有一次我说得眉飞色舞，结果坐对面的教授一个劲打瞌睡。

我的变化和哈佛关系不大

壹读：前段时间有种说法是，哈佛前后是两个王石，有吗？

王石：我不去哈佛也会有变化。说有变化，主要是因为有人说我回来之后爱发声了，但我一直在说啊。你看我过去的书《道路与梦想》，非常理想主义。我2006年的观点和现在比没有变化。

壹读：阅历至此，价值观基本定型了？

王石：30多岁的时候已经定型了，说我现在才变化不是夸我而是夸哈佛。一个60岁的人，在哈佛待了两年就全变了，那哈佛的魅力可就太大了！

但你要说英语水平提高了，确实是；你说眼界更宽，确实是；体验更多，确实是。甚至可以说我是重生，什么是重生呢？就是整个脑筋开动起来，可以回到20年前。

壹读：会到“重生”的程度？

王石：一方面，一个人年龄大了，脑子开始退化；另一方面，久而久之还会形成一种依赖，觉得脑筋不好用理所当然。但到美国就必须调整。至于是哈佛、麻省理工还是普通学校，都得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更多的变化是别人看不到的，比如我晚上痛苦得想要放弃，快得抑郁症了，因为要过语言关每天只能睡几小时。

这是我的变化，是别人看不到的。

哈佛让我猛涨知识

壹读：问个笼统的问题，你在哈佛游学这两年最大的感受是？

王石：给我的最大感受是它的人文环境，不仅是语言环境、生活环境、学习环境，而是给了你新的天地，让你学习西方的效率明显提高了。

比如你可以接触到最热门的人。举个简单例子，当时发生了一个很著名的事故，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很快我就能听到事故的总检察官来做报告，他讲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浅海采油，弄个钢架打到海底就可以了，但深海采油，2000米深，打不到海底。我问你，平台怎么固定？

平常人怎么可能研究这个问题呢？但人家一讲你就明白了，简单来讲，钻井平台四个方向有四台发动机，带动四个螺旋桨，它们在电脑控制下不停旋转，于是就可以保持平衡了。

专家讲，因为它的安全阀门太多了，反而导致问题。一道被击穿，大家觉得还有下一道，结果就到了最后一道，大家发现必须采取措施了，但要启动得签字，负责人却度假去了，于是事故发生了。

壹读：但这些只是知识的增长，而不是观念的改变？

王石：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当前世界最热门话题的当事人，就集中在那里，我会长见识，但我的意识形态、哲学观点不会发生很大变化。

壹读：以你的阅历，去哈佛之前就该很了解西方了，为何走入校园时的感受还是有极大不同？

王石：非常不一样，原来了解的只是毛皮，是书本阅读，现在是实实在在就在那里，而不是通过翻译获得。是自己去理解，这让我感到震撼。

壹读：哪怕你已被认为是中国顶级的企业家……

王石：我再顶级也是本土派，没有海外生活经历。虽然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但亲身经历亲身感触是不一样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壹读：你在欧美都待了比较长的时间，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吧？

王石：原来感受比较笼统、概念化，我们一说就是“欧美”，但从美国到英国后发现，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

比如英国是国家教育，有名大学里除了白金汉大学是私立的，其他都是公立大学。美国就不一样了，公立和私立大学都有非常著名的。另外，英国非常讲等级讲秩序，能清晰地感受到皇家的存在，剑桥本身就是光荣学院。很多学校的建立者不是国王、王后，就是与皇室有关系的贵族。但在美国，讲的更多的是平等和自由。

壹读：谁对中国更有借鉴意义？

王石：中国体制走出来的人，学英国更容易，但我们常讲“英国老牌帝国主义衰落了”，反而愿意学美国，但很快发现美国好多东西学不了，比如它的文化、价值观，才是支撑美国强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