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今年国庆期间，井冈山车流、人流剧增，但整个景区秩序良好，很多景点已连续多年实现“零发案”。这不是偶然。针对山区地域广、群众求助难的特点，井冈山市建立了２６８个“１１０服务点”，在老百姓家门口就能服务群众。

群众看平安，首先看治安。群防群治已成为江西省治安防控体系的强大支撑，全省现有治安巡防员近３万人、治安志愿者近２０万人。去年江西八类严重暴力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１１．４％，全省公众安全感指数达９６．３５％。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大脑中枢”的顶层设计与“神经末梢”具体执行联动，才能保一方平安，为社会治理长远发展奠定基石——

近年来，中办、国办印发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全方位提出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体措施；出台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压实“关键少数”的社会治安综治责任；出台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用群众习惯的方式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

张润枝表示，中央层面推进社会组织、社区、社工、信访、应急、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领域的系列制度创新，逐步形成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各地社会治理实践千帆竞发，涌现出一批卓有成效的治理新样本，收获了许多鲜活的社会治理新经验。

广东深圳坪山新区的枢纽型社区服务平台建设、四川成都温江区的“３４３”社区协商共治机制、山东青岛市市北区的“互联社区”治理服务新模式、江苏太仓市的“政社互动”开创社会治理新格局……民政部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正是夯实基层治理基础的真实写照。

明确主体，形成合力。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撑起社会治理的“主心骨”——

在辽宁大连，综治及平安建设被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绩效考评体系和各级党委政府重点民生工程。大连市还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目前全市１００多万名志愿者、３万多名专业保安、４０００多个公益性岗位人员全部参与社会治安防控。

在广东珠海，以各区、镇街党委政府为主体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集研判、预警、督办、问责、考核于一体的“平安指数”工作机制，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珠海市综治办负责人介绍，如果预警结果多次超过正常值２０％的范围，镇街相关负责人会被约谈。这是以倒逼机制让评价对象产生压力，增强平安建设动力。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避免“神经末梢”问题上升到“中枢神经”层面解决，在打通“微循环”方面，基层不断创新探索——

社会治理的源头和支点在社区。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的“三社联动”让更多群众加入到社区治理的进程中来，“三社联动”在社区管理协调、社区服务提供、社会矛盾化解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

北京、四川等地通过成立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培育发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化解医疗、劳资、物业等领域矛盾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专家曹志刚认为，三者之间形成合力，弥补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在社区事务管理和社区服务提供中的不足，其核心在于“联动”。

社会组织既能把政府的政策传递到群众中去，又能有效反映群众诉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

专家表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壮大社区社会组织规模为目标，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积极鼓励支持包括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治理；以专业社工引领义工，通过建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支持更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

“把资源和力量下沉到基层，因地制宜、创新实践、上下联动、分工负责，正逐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偏弱的难题。”赵孟营说。

今年３月，连云港市救助管理站的小院里，５０岁的郭秀英被年迈的父母紧紧搂在怀中。

患有癫痫痴呆病状的郭秀英2年前走失，一直是救助站里的“无名氏”。救助站与公安部门合作，免费展开ＤＮＡ数据采集和寻亲登记，郭秀英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家。

运用ＤＮＡ比对、上线全国救助寻亲网等新手段，仅今年上半年，就有１５００多名受助人员返回家庭。寻亲工作取得的进展，是近年来我国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一个注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

如今，高科技、大数据、互联网赋予了社会管理更高的“智慧”、更强的“能力”。

专家认为，“智慧治理”的科技创新把需求者和解决问题的部门机构整合对接起来，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治理全过程。

“网格化”是近年来各地推行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区县为单位，将辖区划分为城市网格、村居网格、企业网格以及在人员密集、设施复杂、安全风险较大的地区设立特殊网格，将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和服务纳入网格。

一个个网格如同一个个细胞，感知社会最细微的变化。发现、分析、解决、核实反馈问题，环环相扣，构成无缝对接的网络，解决政府监管部门“看不全、看不到”的弊端，使基层社会的人口、治安、就业、环境等数据库体系不断扩充，让社会治理更快捷、更准确。

应对网络舆情，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今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发布了《2016上半年社会治理舆情报告》。报告指出，上半年，我国公共部门面对突发性社会治理舆情的响应速度显著提升，对舆情早期传播的处置能力有较大提高。

在列入报告统计的200多起社会治理舆情案例中，政府回应率达95%，有超过60%以上的事件政府首次响应在事发24小时之内。政务新媒体成为响应与互动的主阵地。

建立线上动态发布与线下依法处理同步的社会治理舆情处置机制，增强了党政机关发布信息、回应关切、引导舆论的能力。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是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提高抵御地震、水旱、气象、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综合防范能力，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完善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防治应急体系，都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和准确及时的组织应对。

近年来，各地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此外，健全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强化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培育规范信用服务市场，提高全社会诚信水平。

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是与时俱进、永不停步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探索、新贡献。只要继续积极推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创新，一个“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平安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将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