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专家看来，跨境追赃比跨境追逃更难。这些贪腐赃银如何出境？多部门跨境合作如何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又存在哪些有待改进的法律及机制上的障碍？这是本期关注的焦点，以期在跨境反腐领域，力度更大、法治更为健全。

“跑路”4天后，“美女”老板陈怡就在斐济被抓捕归案，此前的2013年8月15日，保监会证实了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陈怡出逃，这起案件被认为创下了保险业内高管携款潜逃的记录，金额高达5亿元。

“陈怡在斐济被抓后，斐济方面很快将当场缴获的赃款返还了中国，这得益于两国政府政治上的良好氛围”，有了解此案内情的学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等中方再与斐济政府接触，进行下一步赃款追踪、追缴工作时，就不那么顺利了”，这名学者说。

陈怡案反映了中国正在开展的海外追逃追赃行动的难题之一——追逃相对容易，追赃更难。岁末年初，中央纪委、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先后公布了各自专项行动的阶段性成果，据中纪委2015年1月7日公布的数据，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共追逃500多人，追赃30多亿元。但官方并未披露追赃的典型案例。

海外追逃追赃已成国内反腐关键词。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传统的“追逃追赃”表述修改为“追赃追逃”，“追逃”和“追赃”的顺序发生了变化。

一名参与最高检职务犯罪海外追逃追赃行动的检察官说，“去年9月底，最高检举行了规格前所未有的动员大会，中央政法委、中纪委、审计署等相关单位全部派员参加，省级院分管副检察长悉数到场”。

在国内反腐行动力度空前加大的背景下，跨界打击腐败势在必行。因为摆在社会面前的贪腐外逃形势已相当严峻。2001年最高检透露，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2004年8月，商务部研究院调查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但这轮追逃追赃行动，官方没有公布摸底的涉贪腐的外逃资金情况。

“追赃比追逃更难、更慢，原因主要是，证明某人的犯罪事实难，证明海外某笔资金或财产是违法犯罪所得，更难。”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文华说。

联合办案：“时间慢、成本高”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置业公司原总经理李继祥挪用公款案中，国内司法机关即直接请求境外警方协助，成功追回了腐败资产。

2003年9月30日，在贪污、挪用了3000万南海市政府住房基金后，李继祥外逃澳大利亚。广东省检察院经请示最高检，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驻华警务联络官取得联系后，2005年10月，广东省检察院正式向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提出个案协查请求，调查李继祥及其家属在澳大利亚的移民及资产情况。2006年3月，广东省检察院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商量如何追诉李继祥，双方达成共识，根据广东省检察机关提供的材料，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对李继祥以洗钱罪立案调查。

“作为海外追赃的方式之一，可以由赃款所在国根据相关法律没收，进而返还中国”，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博士赵晨光说。而澳大利亚恰恰颁布了《犯罪收益追缴法》，如果李继祥在澳大利亚被定罪，其非法所得可在追缴后，经澳大利亚有关部门批准返还中国政府。

2007年6月，在查明李继祥财产情况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查封、扣押和冻结了李继祥及其家属约630万澳元财产。作出如此决定的关键是中方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据材料，要让这些材料被国外司法机关接受，证明效力要求之高可想而知。

2007年7月，两名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到达广东，调取李继祥挪用公款过程中涉及的境内收款人等16位有关证人的证词，逐一建立起数十笔公款由境内转向境外的资金链、证据链。其间，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还获得了香港警方的协助，向相关财务人员调取了证词。

2009年11月，李继祥被裁定将在昆士兰州最高法院接受审判，迫于法律压力，其前妻等人自愿放弃其名下财产，进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根据《犯罪收益追缴法》，通过民事程序得到了赃款。11月22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首席运营官武安德到访广东，将一张面额为416万澳元的支票交给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

历时4年，李继祥案的海外追赃终于圆满完成。“李继祥案圆满追赃，被最高检内部认为是一个成功案例”，一名接近最高检的学者说。本报记者获悉，2007年，中央政法委内部曾专门作出了一份《关于建立健全境外追赃机制问题的研究报告》，李继祥案中的外国警方直接协助模式被重点考察。

本报记者获悉，2007年，中央政法委内部曾专门作出了一份《关于建立健全境外追赃机制问题的研究报告》，李继祥案中的外国警方直接协助模式被重点考察。

除李继祥案外，还有历时更久的案例。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案历时7年，2001年，开平分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贪污案事发，三人将4.83亿美元移至海外后出逃。2009年，三名主犯先后被定罪，出逃赃款也大部分被追回。

“开平案”是2000年中美签订《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以来，中方向美方提起的第一起刑事司法协助案件，过程中，中方提交了近15万页证据材料。

司法部披露的刑事司法互助信息只更新到2011年，根据其网站信息，中美签约后，中方向美方提出过10个刑事司法协助请求，至2010年底，仅结案1件。

“十年磨一剑”，足以说明国际司法协助的“时间慢、成本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说。

司法部网站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司法部共办理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案件251项件，同比增长50%，涉及30多个国家。但其中，司法部代表中方仅向7个国家提出8个刑事司法协助请求，请求内容包括送达文书、调取银行账户资料、冻结犯罪资产等。

除了司法部，最高检也在一些双边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中代表中方，目前最高检并未公开相关数据，全国“两会”的最高检工作报告会不定期披露追缴赃款赃物数据，但并不区分境内境外。

没收：对外逃者的适用难题

2014年12月19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法院的一份裁定书，宣告了一项新的司法程序“落地”。

南通市房管局原局长陈西涉嫌受贿罪，取保候审期间身亡。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这意味着对他的处罚程序将终结，但2014年4月8日，南通市检察院向南通中院提出申请，要求依据刑诉法第280条，没收陈西的受贿违法所得。

刑诉法第280条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这条规定又被称为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于2012年刑诉法修订时写入，“就是为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衔接，为职务犯罪海外追赃提供便利，然而，刑诉法施行至今已两年，使用这一条款的案例寥寥无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说。

陈西案这份（2014）通中刑二初字第00003号裁定书，是目前已知的适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裁定书。

2014年8月29日，江西省上饶市中院开庭审理李华波违法所得没收一案，这是对外逃贪官没收违法所得第一案，但李华波案至今尚未宣判。李华波曾任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因伙同他人侵吞国家资金9400万元轰动一时，2011年出逃新加坡。

1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介绍，最高检挂牌督办的10起潜逃案件启用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其中已有5起申请法院审理。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有一个良好的初衷，为什么却很少适用？

“刑诉法设计的没收申请的唯一主体是检察机关，但法条的表述却是检察院‘可以’，体现不出强制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魏晓娜说，“办理贪腐案件有很强的政策性，尤其是嫌疑人死亡、出逃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强大的上级压力，检察院没有动力启动这个程序。”

此外，刑诉法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需要“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后，才能启动没收程序。

“可是，通缉一个人首先需要立案，司法实践中，对一个跑到国外、可能根本抓不回来的人立案，将直接影响对检察院结案率的绩效考核”，魏晓娜说。

“我国对扣押、冻结、没收违法所得财产所举证据的证明标准，与一些国际的标准并不一致，有些国家的标准可能更高”，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文华说。

那么，增加刑诉法280条，是否意味着在今后的海外追赃中，可以用一份证明效力高的法院裁定，代替侦查机关的证明材料提供给国外司法机关，从而获得便利？

“依据特别没收程序只能做出一份国内的裁定。如果嫌疑人逃匿国外，仍然需要两国间已经有司法协助、引渡等前置的法律基础”，王文华说。

“没收”在我国刑法中的规定并不统一，存在多种表述，从而给与国外司法机关的对接带来困难。

我国刑法中，“有作为刑罚的没收，比如‘判处某人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还有对犯罪所得、违禁品的没收。”王文华说。

“此外，我国法律还规定可以没收用于犯罪的财物”，王文华说。比如说，开一辆豪车去贩毒，或者在一间房子里容留他人吸毒，在一些司法机关看来，车和房子都可能被没收，“这样的话，没收财产的范围就可能没有准确的界定”。

劝返：较为便捷的方式

“不好看的香蕉往往很好吃，劝返是实际工作中追回腐败官员和资产非常有效的手段”，一名省检察院反贪局从事追逃追赃工作的检察官告诉记者。

“劝返并非一种规范的司法程序，而是在实践中自主发明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追逃形式”，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博士赵晨光说。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成果中，绝大多数采用了境外抓捕和劝返的形式，“实际上很多境外抓捕也是劝返的结果”，她说。

追逃可以劝返，追赃也可以劝返。1月19日，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介绍，涉嫌共同受贿犯罪的张某，系吉林省国税局原局长孙某的妻子，孙某受贿犯罪案发后，张某潜逃美国。在检察人员规劝下，孙某主动给妻子张某写信，要求其配合调查，促使张某携儿子一同回国，并将转移美国的3500万元赃款全额转回国内退赃。

在总结经验时，徐进辉说，“切实加大对潜逃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重要关系人的政策和心理攻势”。

“财产和人不一样，人不管逃到哪里，总还是那张脸，可是资金可以不断地流转，它的流转环节多，通过投资等方式改变财产或资金性质进行洗钱比较容易，因此要溯源查清其来源很难”，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文华说。

本报得到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我国公安部分别与50个国家政府部门或者内政警察部门，签订了108份关于打击犯罪的双边警务合作协议或者谅解备忘录。

然而，中国警界却未借此机会大规模“走出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樊文介绍，目前公安部外派的警务联络官仅有49名，有些大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1名联络官也没有。

“我国只在28个国家外派了警务联络官，整个北美地区只有两个驻点”，另一名曾在2014年调研了追逃追赃实务部门的社科院学者说，“警务联络官在处理海外追逃追赃中的突发事件时，能起到很大作用”。

樊文还建议，在我国驻外使馆设立法务参赞，监督警务联络官工作。他介绍，警务联络官和法务参赞的职责，在于熟悉所在国家的执法和司法机制和业务流程，扩大与外方机构的联系，同时还要与华侨、华商、华人社团、留学生建立广泛联系，及时获取有助于追逃追赃的基础情报信息。

“对反贪一线侦查人员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不是条约，而是提高外语能力、熟悉国际条约”，上述从事追逃追赃工作的检察官告诉记者。

在与从事追逃实务工作的人员接触后，王文华也认为，我国亟需培养既精通外语，又熟悉司法实务的人才。

“我们几个侦查员凑在一起，也看不懂一封外国照会写的什么意思，对国际条约的理解也还是在司法考试的水平”，他说。

（本报记者秦伟亦有贡献）（编辑谭翊飞申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