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腐败行为看似发生在社交圈,但无论是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还是权色交易,都离不开权力,犯罪官员的涉罪行为最终都要落脚到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上

　　一位年逾花甲的男子站在被告人席上。

　　该男子曾在湖南省衡阳市任市级领导十余年,从副市长兼地方国有银行理事长职位上退休,却因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项罪名,在法庭上接受公诉机关的指控。

　　湖南省衡阳市检察机关近日对多年来查办的国家机关干部贪污贿赂涉罪案件进行分析发现,老板“傍”官是近年来国家机关干部涉嫌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表象。

　　高压态势下仍有人铤而走险

　　衡阳市原副市长兼地方国有银行理事长因受贿被判刑这起案件,其警示效应理应在当地国家机关干部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

　　然而,其后3年里,包括衡阳市建设局原局长、中国农业银行衡阳市支行原行长、衡山县信用联社原理事长在内先后有数十件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大要案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先后有衡阳市林业局局长、祁东县原县长、祁东县财政局原局长等6名领导干部因受贿受到衡阳市纪委严厉处分。

　　记者采访衡阳市检察院获悉,衡阳检察机关自2010年至2012年共查办老板“傍”官行贿案件18件18人、受贿案件14件14人。

　　为何在检察机关严厉查办贪腐案件的高压态势下,仍有身在重要岗位、手握大权的官员们一再铤而走险?

　　尽管立案查处国家机关干部职务犯罪存在着牵涉面广、窝串案多、查证难度大的实际困难,但衡阳检察院仍从经手办理过的案件中梳理出带有规律性的涉罪“图谱”。

　　老板“傍”官必走人情路线,想方设法利用各种社会应酬场合和机会确立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不慎交友”本是委婉自责用词,但涉罪官员往往用此描述被行贿者“拉下水”的悔愧心理。

　　衡阳市检察院有关部门在分析了数十件官员涉罪贪腐案件后,归纳出老板“傍”官四大手段:

　　直接给予现金或贵重礼物,老板逢年过节时给官员送红包礼金、烟酒及其他贵重物品；

　　鉴于一些官员喜欢讲排场、讲面子,显示自己能力,喜好广织关系网,经常宴请各方重要人士却囊中羞涩,老板“热情”地为官员撑起场面,积极主动为其买单；

　　官员到外地考察学习或度假,有老板或主动或被点名跟随官员,即暗中为官员宴请上级或朋友买单,为官员与朋友娱乐买单,再为官员送礼置办贵重礼品买单；

　　通过结识官员近亲属,为其报销购物、旅游、宴请等各式大额发票。

　　办案检察官还发现,老板们为“傍”上目标官员,各施手段,一般要上演结识“三部曲”:

　　第一步,打通关节——直接接触目标官员固然好,若期望在最短时间内与其建立密切的信任关系,就要运用一切人脉资源展开结交攻势。

　　第二步,循序渐进——初步结识远远不够,必须寻找机会加深印象,加大重要场合的接触频率,以窥探目标官员兴趣爱好,洞悉其家事、私事、急难之事,以便自然、不唐突、不惊扰地登门拜访。

　　第三步,“傍”牢“猎”定—— 一旦目标官员成为密友,诱以利益加固互相间的同盟关系,“猎物”此时就会身不由己。

　　老板“傍”官潜藏共同犯罪浊流

　　社交应酬本为人情往来的精神需要。

　　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丰富和提升,人情往来被注入更多的利益欲望和互惠需求。当官员热衷现身在一个个宴席酒桌、娱乐场所,与一拨拨新老“朋友”举杯畅饮之际,难免成为别有用心者的“标靶”。

　　办案检察官称,老板“傍”官现象背后潜藏着权钱交易、共同犯罪的罪恶。有涉罪官员最初小笔小笔地收取受贿金额,后来变成大笔大笔地索取；有涉罪官员从打牌这种较为隐蔽的方式收取贿金,后来变成明目张胆地索要。

　　身处要职的官员一旦贪欲膨胀,就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同老板们进行私利交换的筹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甚至“给了好处也不办事”,不惜违规违法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最终坑害了个人前程和家人幸福。

　　衡阳市检察院一名资深反贪检察官告诉记者,官员腐败行为看似发生在社交圈,但无论是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还是权色交易,都离不开权力,犯罪官员的涉罪行为最终都要落脚到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上。

　　“切实加强权力制衡机制的建设特别重要。”这位检察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