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2017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复杂最危险最不确定的一年。

一方面，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过度的货币放水导致全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冰火两重天，在资产价格泡沫沉渣又起的同时，实体经济仍然低迷，全球政治动荡和贸易摩擦势必愈演愈烈，各种黑天鹅事件防不胜防；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探底过程远未完成，在穷尽了很多政策工具之后，中国将重启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供给侧改革，供给侧作为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如何平衡结构调整与过去多年积累的种种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极其考验高层的智慧。

首先应该明白，2016年中国经济尽管最终可能录得6.7%左右的增长，并且在前三个季度的增速均为6.7%，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见底。

笔者关注到一些学者对于“6.7%”这个数字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乐观，预测“L”型转折点到来的人逐渐增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和短视的观点。

必须指出，中国经济所谓的“L”型，绝不是经济增长数字停止下滑，而是通过供给侧改革，完成结构调整和动能的转换，也就是，完成发动机的转换。
 

我个人总是觉得，中国很多学者对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巨大转变仍然缺乏认识，从中国经济的大周期而言，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和过去迥然不同的“无人区”，必须转换思维思考中国经济：

其一，必须转换对中国经济速度的认识思维。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近乎两位数的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历史规律和各种约束条件明白无误的证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高速增长期，这已经为中国经济过去6年的事实所证明，那些轻言中国经济还能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20年的观点既违背事实，也缺乏任何理论根据，必须清醒地明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反弹，目前6.7%的增长仍然算很高的速度；

其二，必须转换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国际环境变化和流动性变化的认识思维。金融危机以来8年全球货币放水的日子正在结束，随着美联储启动10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强势美元回归，全球流动性转折点正在到来。

对于中国而言，强势美元的回归，不仅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也要被动收缩，更重要的是，强势美元导致资本流出中国的速度加剧，在房价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泡沫运动之后，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真正的囚徒困境；

其三，必须认识到中国红利周期已经结束。过去30多年中国赖以快速增长的很多红利要么消耗殆尽，要么今非昔比，人口红利、资源和环境红利以及中国的追赶型增长模式，都已经到了极限；

其四，必须转换对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认识的思维。2017年是真正的风险之年，过去8年，中国主动被动加杠杆的行为迄今为止没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某些领域变本加厉。

杠杆成为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影子银行、政府和企业债务、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等各种高杠杆的风险都成为危险系数极高的因素，而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逃成为当下中国经济新的高风险因素。处理不慎，不排除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笔者同意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定调：一是强调“稳”是大局，二是特别强调风险思维。会议多次提到风险，比如“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也许不一定发生贸易战，但贸易摩擦的加剧是必然的。等等，这绝非无的放矢。

控制风险是明年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中国就能按照计划深化供给侧改革，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供给侧改革将无从谈起。笔者认为，和过去相比，除了经济领域的风险，包括房地产泡沫、企业债务等，2017年的突出风险还有三：

第一，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危机。2016年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的背后，本质上是信心问题，对中国经济、中国改革、中国未来的信心开始动摇，这是最大的风险，信心的丧失会引发连锁反应。挽回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需要从改革的真诚、从改革的不动摇、从保护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预期入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提到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这是对的，但需要从制度和改革的真诚上入手，过去改革形成的共识千万不能颠覆，左的做法千万不能还魂，否则，难以让企业家安心；

其次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贬值其实是经济大周期转换的结果；

三是资本外逃问题。笔者最近一直强调，资本外逃必须高度重视，资本外逃是一个综合信心指数，外逃的不仅是资本，还有人，还有未来和希望。必须有智慧的应对，既不引发恐慌，同时能够遏制流出加速的情况。

笔者对中国经济长期不担心，就中国经济的长周期而言，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还远远没有结束，特别是未来3年，作为改革红利释放的最佳时间窗口，以及供给侧改革的高峰期，一定会给很多产业带来新的机遇。但关键，是稳定国人信心，稳定企业家信心。而稳定信心的关键是改革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调，回到过去三十多年形成的共识。只要改革不出问题，形势再复杂，再危险，都有办法趟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