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涛、邓海光同志在推进社会救助工作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央纪委驻审计署原纪检组组长、审计署原党组成员郑振涛和广东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邓海光失职失责问题立案审查调查。（2018年12月24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近日，由于领导干部“不作为”而受到处理的案件被广泛关注，前有辽源原市委书记王立平由于治理污染不力被免职，后有甘肃省财政厅人员滞留特急扶贫资金被处罚，“懒政”问题继“反腐”之后成为纪检监察机关的又一工作重点。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声音可谓振聋发聩，成绩也是硕果累累，2018年以来，截至11月30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5705起，反腐高压已形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有的地方出现了为官不为，碌碌无为等“庸政懒政怠政”现象，有些官员秉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原则在其位不谋其政；有些官员不考虑当地实际，生搬硬套，“一刀切”地解决问题；有些官员能拖就拖，将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的休息之后。

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庸官懒官则是党和国家的“慢性病”。不管是“致命伤”还是“慢性病”，都会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庸官懒官不仅极大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庸官懒官的存在，会不停地制造着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紧张和矛盾，使群众认为反腐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仅没有享受到反腐的成果，反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不便。

究其根本，出现“懒政”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员干部思想意识淡化。“懒政”问题，归根结底是干部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出了问题，宗旨意识淡薄，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有些干部将自己摆在“官老爷”的位置上，把办事群众拒之门外；有些干部一心只想退居二线，遇事能躲则躲；有些干部十八大后贪腐行为有所收敛，但将“不做事”作为“不出事”的解决方法。这些都是由自身思想意识出了问题引起的。

二是机制还不够健全。“懒政”没有典型的违法乱纪特征，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目前对“懒政”的认定还有一定的难度，对干部的考核机制也不够完善，“罚懒”的措施还有待增加，这些都助长了“懒政”思想的滋生。

三是群众监督还有待加强。群众对“懒政”的感受最为直接，也是“懒政”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但群众的监督方式较为单一，且对干部考核、任命等影响较小，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不能充分发挥群众在监督中的作用。

因此，要整治“懒政”，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加强党员干部队伍思想建设。党员干部应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放在心里。

其次，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在考核机制方面，要和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群众测评有机联系在一起。严格运用考核结果，真正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

最后，加大群众舆论监督力度。要将群众的有效投诉、舆论的正确监督，作为考核党员干部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考核评价体系应该让群众的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能够充分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