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上海9月8日电（张建松 黄安琪 殷志敏）记者7日从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获悉，中国最后一位全程参与东京大审判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先生于7日凌晨在上海去世，享年98岁。

　　高文彬出生于1922年12月，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他曾说：“我这一生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其中之一就是二战后参加东京审判。”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说：“高老这一生，经历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坎坷。但他依然热爱生活、热爱事业，拥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他全程参与东京审判并揪出了日本‘百人斩’的元凶，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做出重要贡献。”

　　1941年9月，高文彬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进行系统的英美法和中国法学习，于1945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高文彬曾回忆说：“那时，大家一起分享抗战胜利后的喜悦。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最激动的一段，感觉日本侵略者终于恶有恶报了。”

　　1945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正式组建，向哲濬任中国检察官。东京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法庭的官方语言也使用英文和日文。因此，中方需要继续增派相关专业人员。

　　当时，东吴大学是国内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学校，高文彬的老师、上海著名律师刘世芳把满怀热情且英文极好的高文彬推荐给向哲濬。经过测试，高文彬等五位翻译被录用。就这样，高文彬成为参与东京审判的17位中国代表中的一员。

　　1946年5月至9月期间，高文彬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翻译工作结束后，高文彬因表现出色，被向哲濬留下任秘书，继续参加中国检察组的工作，直至1948年8月中国检察组的工作全部结束。

　　担任秘书时，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和往来文件处理等。由于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和整理文档，他通宵达旦完成了各项任务。

　　东京审判历时924天，因其案情庞大复杂、证人证据之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场审判。在中方代表参与的审判环节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一个接着一个。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任务，甚至说服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根据东京审判适用的英美法程序，对于任何疑犯均无罪推定，必须由检察方提出充分证据，由法官认定后进行定罪量刑。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及投降后的一段时间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证据，而国民政府当局对东京审判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足，未能系统搜集证据和证人，对证据收集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检察组肩上。中国检察组的每一个人都会抽出时间去查找能够对审判有帮助的证据材料。

　　高文彬在翻看档案材料时，发现了一份让人震惊的材料。他在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中发现了标题为《百人斩超记录》的报道。文中写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个少尉在从上海进攻南京途中，约定以先杀满100个中国人者为胜，因一人斩了105个，一人斩了106人，决定重新开始150人竞争，报道配图就是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实照。“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说，“作为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按法律将他们处决。”

　　根据这一发现，中国检察团队很快搜集到了《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的大量同题报道。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誉大肆宣扬。《东京日日新闻》更对其持续关注，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确切，同时还配发了照片，成为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

　　高文彬随即把报纸复印三份，一份留在中国检察组办公室，另两份转寄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时任庭长的石美瑜收到资料后马上呈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通过盟军将已退役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缉拿归案并押送南京军事法庭受审。尽管他们对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赖，但在确凿的证据前，终于受到了正义的审判。1948年，二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如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悬挂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为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