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兰考县爪营乡栗西村贫困户齐美枝今年拿到了４０００元的到户增收资金，这钱该怎么花呢？

“本来县里想让我们养猪仔，说等猪肥了，卖给肉联厂，生下的猪仔还能继续养。”齐美枝说，“但很多贫困户不愿意，一没啥经验，二嫌脏，三怕猪得病，赔钱。”

不养猪，那干什么呢？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多次走访后得知，多数贫困户最希望能在家门口打工，既有稳定收入，还能照应农活和老人孩子。

恰好，该村一个小老板翟保厂正想开一家玻璃门窗厂。工作队队长翟继成和村支书翟进禄便找到翟保厂商议，能否让贫困户以集资的形式入股，既为贫困户找到脱贫门路，又部分解决翟保厂开新厂的资金问题。

双方一拍即合。今年７月，玻璃门窗厂就在翟保厂自己出资、贷款４０万元，２５户贫困户每户４０００元、共１０万元入股的情况下，成立运营起来。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厂里优先选用；无劳动能力的，每年固定分红。

齐美枝在这个厂打工。她笑着说：“每个月能挣２０００多块，每半年还有一次股金分红，能再分２０００块左右。”

这个故事里，扶贫资金花得皆大欢喜。接下来这个故事，钱花得就有点别扭了。应采访对象要求，讲述的时候，我们得隐去地名人名。

事情发生在西部一个山区镇。县里拨下２００多万元扶贫款，镇里却为如何花出去犯了难。原来，作为产业扶贫内容，上级要求他们新增育苗面积２０００多亩，每亩补贴１０００元，总共２００多万元。

按说这是好事啊，可该镇几乎家家户户种苗木，已经没有多少空余土地，根本不可能完成新增面积的任务，但钱又必须花出去，怎么办呢？开会。

有干部说，凡是有苗子的农户按种植面积均摊。马上有人反对说，这是扶贫款，好多种植大户不是贫困户，不能拿这个钱。有干部建议，那就只给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发补贴。马上又有人反对，这是苗木专项款，没种苗子的贫困户不能拿，全镇贫困户种的苗子加起来也不够２０００亩，钱还是花不完。

最后，开了几次会后，干部们终于绞尽脑汁把这笔钱以不违规的方式花了出去。至于到底怎么花的，采访对象保密，我们也无可奈何。

同是花钱，为什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关键在于钱怎么花谁说了算。镇里有钱难花，如果上级听听下面意见，决策更符合实际，尴尬不是不能避免。

我国传统的扶贫模式是，上级做规划，下面来实施，县里等省市安排，乡、村等县里安排。现在扶贫资金使用权下放到了县一级，县里有了决策权，但乡、村还在等安排。

河南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扶贫办１３个编制，其中３个人因病等原因长期没法干活。记者采访时，正碰到一半的人出去打扫卫生。原来当地要“创卫”，每个部门都承包了一个路段的卫生，每周有３天得派人去扫大街。

１０个人要负责全县好几万贫困人口的脱贫规划、好几千万元扶贫资金的分配，时不时还得接些不相干的活儿，如何能保证这规划做得科学、精准？扶贫部门自己也抱怨人少事多，权轻责重。

这就难免出现规划同实际脱节的情况。２０１０年，贵州镇宁县马厂乡政府等４个单位组织实施的刺梨种植、核桃种植等项目，由于前期论证未考虑当地气候、土质等条件，项目效果不佳，造成损失３３７．２３万元；２０１０年，甘肃西和县扶贫办安排１０万元用于某村文体中心项目建设，由于规划不合理，文体中心建成后即被拆除。

也许规划总会有一定程度的误差，“资金使用精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杜绝这类误差。

２０１４年，山西省预算对扶贫龙头企业及产业支撑项目贴息贷款只用出去了一半：８８７７万元贴息资金，下达了４３５０万元，一半趴在账上没用出去。

这边钱花不出去，那边扶贫企业想用钱却用不上。

也是在２０１４年，山西扶贫办成功为百企千村产业扶贫项目太原双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和太原市本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行了１．１５亿元的私募债券。

“我们在申请发行私募债的时候，扶贫部门承诺要为我们争取贷款贴息政策优惠，但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发行债券１年多了，贴息的事情还没有着落。”双合成食品财务总监戴海亮说。

那边扶贫部门也委屈。“一方面政府的预算贴息资金用不出去，另一方面类似于私募债等金融扶贫创新形式却得不到国家政策支持。”山西省扶贫办产业站站长赵俊超说。

按现行规定，只有银行贷款这样的“正规军”才能享受贴息，私募债券这样的“野路子”只能靠边站，数千万元扶贫资金则继续趴账上“睡觉”。

为什么会这样？这同西部那个镇２００多万扶贫款费了好大劲才花出去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扶贫资金使用规划同现实存在脱节，只不过，一个结果是用非所需，一个结果是需非所用。

这不是个别现象。河南省审计显示，截至２０１４年９月底，５３个县结存扶贫资金１８．１９亿元。贵州省２０１４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由于项目选择不优、项目技术培训和服务不配套等原因，有１．７４亿元扶贫项目实施效果较差。另外，２０个县有７．９６亿元扶贫资金闲置６个月以上，其中，１．９２亿元资金闲置２年以上。

怎么办？不论哪一层级的决策者，都要善于倾听民意、善于因地制宜，不要纸上谈兵、墨守成规。扶贫资金的使用，不是上级说了算，也不是贫困户自己说了算，而是大家要商量着来。

知易行难。这需要上级的信任、放权，需要下级的担当、创新，需要政策的灵活性，需要制度的严密性，需要让实施者轻装上阵，又无隙可乘，要做到，绝不是一件容易事。

记者梳理全国各省份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４年１００余份审计报告发现，扶贫资金“跑冒滴漏”并不少见，有些企业以“编造虚假合同”“虚列项目”“重复申报项目”等形式骗取扶贫资金；有政府部门把扶贫资金用于请客、送礼、接待，甚至旅游、买车、盖楼的。

这些被揪出来的违规、违纪案例五花八门，令人痛心。

河南审计发现，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中等职业教育“蓝领班”培训贫困学生７．４４万人，有近半数属于编造虚假身份和培训信息，套取扶贫资金近亿元。

对此，河南省审计厅厅长刘荃说，省扶贫办委托３家会计师事务所对涉及的１４１家培训基地的３７１２０名“蓝领班”学员进行了核查。截至目前，已责成相关市县收回１０家培训基地套取的补贴１８０．４万元。

同时，河南省扶贫办还撤销违纪违规的２７个培训基地的培训资格；处理扶贫部门相关责任人７人、培训基地主管及工作人员７０人。

从各地反馈的信息来看，很多扶贫资金“苍蝇蛀虫”正在被清理。而提高扶贫投入的决策水平，比“拍蝇清蛀”更关键。

若把贫困比作一场病，那扶贫资金就是源源不断注入的“治疗针剂”。精准扶贫，不仅要确保“针剂”注入“病体”，还要确保“针剂”以正确的方式注入合适的“位置”，才能发挥最大疗效。

截留挪用扶贫资金，就像把“针剂”偷走，或让“针剂”短斤缺两，只要制度严密，监督到位，是相对比较容易发现和杜绝的。而“针剂”用得到不到位，就不是那么容易发现和判断了，等到发现时，往往钱已经花出去了，连亡羊补牢的机会都不多了，这才是对“精准”最大的威胁。

明洞易补，暗穴难防。用到容易，用好难，要达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资金精准使用的要求，还有不少路要走。（记者李亚楠、杨洪涛、张亮、王飞航、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