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贺铨：互联网在实体经济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有作用的，关键是怎么把它用好。

互联网可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每一个环节

　　互联网本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渗透性、全球性等特点使其成为公共创新平台。实际上互联网本身会有产业，但是我更看重互联网作为一种通用工具的作用。消费应用领域，开始时企业进入的门槛比较低，所以互联网首先会在消费领域广泛应用，但是肯定会进入到实体产业里，所以说传统产业的互联网渗透肯定会发生。

　　产业一般有很多环节，比如市场营销环节，互联网的技术可以渗入。大众汽车委托中国联通，从用户通信数据里分析一下什么年龄段、什么收入层次的人喜欢买什么样的车型、喜欢什么品牌、对车的内装修有什么要求？一般市场调研不见得能做到，但中国联通有这些用户数据，虽然不能把原始数据拿出来，但通过分析，可以给大众汽车提供了一个咨询报告。

　　在产品设计上，互联网也可以助力产品设计。比如浙江大学和杭州汽轮机厂合作，先在网上做，再仿真，这样可以加快设计过程。据丰田菲亚特、尼桑这些国际汽车品牌估计，网上设计和仿真大概能加快产品开发速度的30%-50%。大多数中小企业是没有设计力量的，重庆有一个猪八戒网，架构了一个500万的中小企业和设计者之间联系的平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设计师响应企业的设计需求。这实际上把设计资源进行了跨地域地分配。

　　在生产制造过程，互联网也可以发挥作用。如印地毯，比较厚，印出来地毯的花纹容易变形，通过传感器和后台软件分析自动校正这个花纹，再往上印，这样印出来的产品质量就很好。

　　常州有一个手机壳加工厂，别看手机壳很简单、很光滑，刀具做不了几十个手机壳就会磨损，不换的话质量就得不到保证，如果提前换，刀具利用率就低。通过实时传感器大数据分析，可以很好把握刀具什么时候坏，这大大节省了成本。

　　在运维管理方面也需要信息化的应用。三一重工出厂了很多施工机械，施工机械究竟每天开工怎么样，决定明年市场好坏。如果卖出去给用户用的施工机械今年开工不足，明年想再卖可能性就少了。而信息技术一方面可以检测开工量、判断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地发现是不是有机械要提前维修，避免客户的损失。所以互联网在运维上也有很好的用处。

　　在生产组织上，青岛红领通过大数据积累了很多西服样式库，用户可以在里面选择修改设计、选择面料；企业收到你的订单后，自动排版、剪裁、个性化生产。虽然个性化组织生产成本比批量化要高10%，但是这样一件西服卖出来价格可以比一般贵一倍。过去需要按用户规定量出尺寸，现在手机正面、侧面拍一下，再把身高标上去，合身的衣服就出来了。

　　物流管理上，一个贵阳的企业，把几百万货车司机和50万货车车主在平台上关联起来。过去货物从贵阳运到北京，来时有货，回程是空车。现在通过智能配货，一年能给司机节省500亿的燃油费用。

　　再过几个月就是“双11”了，阿里能不能在双11之后马上将商品送到用户手里，也要依靠互联网。我曾经跟马云谈过，他说双11之前很多人会在网上把想要购置的商品放到购物车里，分析放到购物车里的商品是什么，知道你可能要买什么，就把货预先配到你附近，最后剩下的物流就很短了，就能保证物流速度比较快。

　　产能配置上，现在都说产能过剩，阿里搞了淘工厂，把很多服装生产企业和服装设计师结合起来。有很多服装设计师有创意，但本身没有生产能力，很多服装厂有生产能力，但是没有订单。淘工厂把它们配起来，让资源得到很好地应用。

　　售后服务上，沈阳机床厂的I5智能机床，现在不卖，谁需要试用，可以把这个机床拿去，按使用小时收费，把客户的初始投资成本省了，完全以服务支撑。

　　互联网在实体经济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有作用的，关键是怎么把它用好。

需要五个方面的改进

　　我去企业做一些调研，发现信息领域比较热，百度、阿里、腾讯、华为等都希望在传统产业改造上发挥力量，但是好像有劲使不上。而传统产业中，一些有实力、有技术力量、有资金的企业，自己也做了一些信息化改造的探索，但大多数的中小企业还在观望，因为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有钱就能买来的，关键是没有通用的软件和设备能用到所有行业中，信息技术需要改造。基本上同一个行业，德国汽车产业跟中国汽车产业经营组织方式也不完全一样，所以购买的技术也要改造。而我们很多企业虽然在传统行业中是领头羊，但是在信息技术方面是有差距的，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支撑它自己把买来的技术消化掉。

　　对此，我有五方面改进建议：

　　第一，人才。我们需要两栖人才，既懂新的技术，又懂传统产业。国外怎么样？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想去买一些技术来，自己转型。波音公司在设计生产飞机用了8000多种软件，市场上只买了1000种，7000种是自己开发的。通用电气公司是生产发动机的，可是做软件信息服务的收入远远超过卖发动机，人家是大企业转型，转型完了，具有两方面的人才可以做推动“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而中国在这方面现在是有缺陷的。

　　第二，技术服务。我们不但缺技术，但更重要的是缺少一种第三方的服务，帮助企业改进技术。我认为，未来的产业，生产型服务业可能比本身生产产品来得更重要、影响更大，这方面我们与国际相比也有差距。

　　第三，安全。我们现在整个企业不连网还好，一连网，如果信息安全没跟上，最后带来的危害就更大。而这方面不能仅靠企业本身，还得有国家强有力的安全支撑。

　　第四，改革。凡是转型都会产生新业态，如果我们用老规矩去管，肯定是要把它扼杀掉的。一些新的业态用老的规矩去管，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要推动企业转型，首先政府要转型，有没有政府创新，是我们“两化”融合的关键。

　　我有一个例子，一个波士顿咨询公司评价我们数字互联网的贡献，认为2016年在G20国家里，中国互联网贡献率为6.9%，仅次于英国和韩国，排在美国5.4%之前；麦肯锡评价2013年中国互联网对经济的贡献率4.4%，美国是4.3%。他们都是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在互联网方面投了多少钱，但埃森哲的评价是从人力资本出发的，评价美国的贡献率是30%多，经合组织成员国是20%多，中国只有10%左右。在这个软环境上，我们差距不少，这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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