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0年前一场大寨建庙的争鸣

2007年7月16日《东方网》发表了编者按。题目是《大寨该不该修庙?》编者按的内容是：”著名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昔阳大寨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不过他们不是为家喻户晓的“大寨精神”而来，而是被刚刚修复的普乐寺开光大典吸引而来的。普乐寺是在虎头山顶原址上，由大寨村民、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的长子贾小军个人出资三千余万元进行修复改建的。大寨修庙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寨一下子陷入该不该修庙的舆论漩涡中。”由此一场围绕大寨该不该修庙的争鸣开始了。我也写稿积极参与争鸣之中。2007年7月7日我在《中国网》发表了一篇争鸣文章。题目是《神庙“挺进”大寨难道就是信仰危机吗》。当日就被《东方网》转载（相关链接：http://pinglun.eastday.com/p/20070707/u1a2974699.html）。该文的主要内容是：陈云发先生7月3日在东方网发表了一篇《大寨的发展与沉沦》的文章，笔者读后就有所质疑。但没有想到的是亦非先生依据陈云发先生的这篇文章为由头，写了一篇《神庙“挺进”大寨折射信仰危机》的文章发表在7月5日的《长城在线》。这两篇文章说的都是大寨村党支书郭风莲的儿子贾小军出资3000万元在大寨建了一座庙叫“普乐寺”的事。由此，这两篇文章就得出了：大寨沉沦和信仰危机了的结论。为此，我认为这个结论下的太草率，不谨慎、不准确，也不符合我国的宗教政策，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与其商榷。
亦菲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关键问题是这座庙是经村党支部同意批准在大寨的山头建设”的。这句话说的太武断，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按照我国当时的宗教法律法规,只有省级或省级以上政府才有权审查批准建造寺庙或其它宗教活动场所。村级组织只有上报的权利，没有批准的权利。所以，亦菲先生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陈云发先生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说，大寨村“干起了一件并不光彩的愚昧之事”。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不可否认，宗教带有迷信色彩，但这也不能说这是干了一件不光彩的愚昧之事，这是对合法宗教的不尊重。以至于把它说成是“沉沦”或“信仰危机”，更是危言耸听。我们对宗教的管理要按照法律法规办事，趋利避害，积极地加以引导，使我国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亦菲先生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还说：”身为当地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郭凤莲参加了开光仪式并对媒体发表“热情洋溢”的赞话。这就明明白白告诉人们，大寨的村官信仰已出现了动摇“。亦菲先生的这种说法言过其实，必须给予澄清。
近几年来，村级、乡镇包括一些地方建寺庙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地方建寺庙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在寺庙奠基、开光的时候，不但有村级组织的领导参加并讲话，还有乡镇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并讲话，这不算是什么问题。因为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虽然不能信仰宗教，但是，一定要了解它、关注它。领导干部到场讲话并不是信仰宗教，也不是沉沦，更不可能出现信仰危机。而是通过这种和谐的特殊方式了解、关注宗教，最终的目的是引导宗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具有两面性。过去我们只认识到了宗教封建迷信的一面，没有认识到宗教还有和谐，教人做好事的一面。例如，在佛教中就讲因果报应，意思是说，人类今生种的是什么因，来生就结什么果。传授教徒要吃斋行善，多做好事，到了来世就有好报。有些教徒在教育晚辈的时候也经常讲，要多做好事、善事，千万别做坏事，谁要是做了坏事就天打五雷轰。当然，这种教育方法不能提倡，但是，这种教人做好事、做善事，不做坏事的理念是可取的，起码对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坏处。当然，宗教文化中还有一些和谐文化以及一些可取思想理念，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所以，我们要全面地和辩证地分析看待宗教问题，不能完全赞同也不能完全反对。
我国有1亿多信教群众，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一条重要原则。宗教界人士是我党的重要统战对象。在新时代宗教工作是我党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历史等其它原因，一些人，包括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的统战意识比较淡薄，特别是对宗教的认识不够全面。有些人把宗教说的一无是处，甚至还有一些人把宗教与邪教混为一谈，这种思想意识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了，特别是对团结各界人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利。很明显，过去那种统战工作的封闭性、保密性的情况会愈来愈少，而新时代我们党的统战工作大有社会化、群众化的发展趋势。这就需要我们大力普及党在新时代的统战知识，了解宗教及宗教文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没有想到的是由《东方网》发起的这场《大寨该不该修庙?》的争鸣引来了如此大的反响。香港凤凰卫视名牌专栏“一虎一席谈”编导专门邀请作者陈云发先生、江苏华西村原村委书记吴仁宝先生、郭凤莲女士因工作忙未能来，她接受了电话采访。节目现场有小部分青年观众（包括担任嘉宾的另两位青年记者）做嘉宾，赴北京参加座谈，话题就围绕大寨该不该修庙来展开。在节目现场，嘉宾和参加的观众都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我虽然写文章与陈云发先生和亦菲先生争鸣。但是，我还是佩服这两位先生的，因为这两位先生的文章比我写的好，我应该称他们为老师。由于我当时在统战部门工作，对宗教工作了解的比较多。而他们两人不是做这项工作的，对宗教了解的比较少。所以，我才敢写这篇文章与他们商榷的。现在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自由争鸣的民主氛围，也很怀念这两位老师。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