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族，当歌！——观音乐剧《国之当歌》

走出剧场了，剧中主人公聂耳的咏叹调《我拿起一首激昂的歌》的激情似火的旋律与乐队气势磅礴的协奏还久久地在我耳际交响：

                  不愿做奴隶，
                   血肉筑长城。
                   不愿做奴隶，
                   血肉筑长城。
                  我拼尽热血吹响号角，
要唱响振奋中华的歌
……
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一遍又一遍的“拼尽热血”的呐喊；一波又一波的音流、一浪又一浪的排山倒海般的管弦全奏——那已经不是在唱、不是在奏，而是“聂耳”和乐员们从心灵的最底层喷发而出、直冲云霄的生命的最强音!也是作曲家和上海歌剧院在我们的国族最需要的时候为我们的国族吹响的一支号角、唱响的一曲“振奋中华的歌”！

上海歌剧院创作、演出的音乐剧《国之当歌》，截取聂耳同志与国族命运、音乐创作相关、宜于发挥音乐剧之所长的几个主要生活片段，记述了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产生的背景和创作过程，有力的论证了：我们伟大祖国、伟大民族的所具有的一切、拥有的一切、经历的一切、未来的一切……无不值得我们怀念、纪念、放歌、长歌！
“序”，以怀念开始，其后的七场戏，便是纪念性的放歌：无论是市井的歌声，还是扬子江边码头工人的号子；无论是街头报童的《卖报歌》，还是青年学生的《毕业歌》；无论是手中薄薄的报纸，还是背上沉重的麻袋；扶弱、抗暴、激情、柔情、歌女、舞女、劳工、难民……都是在为我们再现着过去的苦难，讲述着奋争的历史。
第1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闭幕式上演的音乐剧《国之当歌》新版, 以聂耳的师友、词作家田汉和发现聂耳天才的“伯乐”黎锦晖与群众共同怀念的混声合唱作为开场——“序”。非常漂亮！
聂耳，属于我们的国家，属于我们的民族。怀念他的不应该只有田汉和黎锦晖，而应当是我们的整个国族！这一稿将田汉和黎锦晖的二重唱改为合唱，既在形式上突出了“大剧”的特色，也深化了它的意义和内涵。改得好！

《国之当歌》承载的任务是颇重的。
第一场《海上明月》，完成了黎锦晖先生发现聂耳的作曲天才的任务；第二场《市井歌声》完成了勾勒聂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愤青”形象和“英雄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情怀。
第三场《浦江风暴》，则完成了田汉作为引领聂耳走向劳动人民、走向革命道路的任务。在这一场戏中，聂耳目睹了长庚叔生活的悲惨、码头工人们劳动的艰辛。一曲小咏叹调《我究竟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表达了他虽有鸿浩之志，奈无缚鸡之力的心情；而田汉的“你听，你听，那劳工之声，……神州需要暴风雨，激荡起万钧的雷霆，荡尽罪恶与苦难！”则将聂耳领出彷徨、指出了明路。由小咏叹调发展为对唱、重唱，将这场戏一步步引向高潮，为聂耳，也为我们的未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用贯穿于它的全曲的纯四度音程的乐汇，以悲愤的小调性，在对唱、重唱与码头工人的合唱、乐队低音声部反复出现，奠定了必然。
第四场《街头怒火》的最后一曲，F大调的合唱，长时间在低音区回荡，积蓄着愤懑、积蓄着怒火，积蓄着力量……突然，一束降A大调的闪电掠过长空：“醒来，醒来，东方沉睡的雄狮！”——聂耳生命中的最强音终于以刚劲有力的大调和抑扬格的节奏形态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尽管只有那短短的两个乐句，但却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旋律、节奏的形态已经成形如母腹中的胎儿，这一意志与体质都刚强无比的胎儿必将成长、壮大，成就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第五场《剧社风波》中小鹂的咏叹调《爱的涟漪》犹如一部大型协奏曲再现部之前的华彩乐段，或者可以说，更像冼星海的《黄河船夫曲》中的那段Andantino：“我们看见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在第六、第七场的高潮到来之前，作了很好的“休整性”对比。
第六场《风云儿女》，由田汉的小咏叹调：“夜，为什么这么黑……起来，不屈的中华”到聂耳、田汉的对唱、重唱:“奏响那战斗的警号”,再到第七场的合唱《血肉长城》：“生是中国人，死亦为炎黄……万众一心赴国难，血肉长城永不倒！”
至此，聂耳的思想已经成熟、聂耳的情感已经升华、聂耳的生活积淀已经厚实；国之当回忆、当悲歌、当赞美、当歌颂的理由、条件都已充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第七场《血肉长城》的核心唱段：聂耳的咏叹调《我拿起一首激昂的歌》以澎湃的激情和磅礴的气势在全曲的最高潮处推出了聂耳生命的绝唱：《义勇军进行曲》。

《国》剧中许多段落的音乐是非常感人的，聂耳的扮演者石倚洁、田汉的扮演者吴轶群、小鹂的扮演者李可非的演技与唱功都是相当不错的。他们共同的优点是：表演入戏、歌唱入情，在整场戏中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与良好的状态。第五场，李可非在咏叹调最后的哽咽催出了不少观众的泪；第六场吴轶群演唱的小咏叹调对田汉的革命作家形象的把握分寸恰当；第七场石倚洁的如火的激情将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的精神状态与情感历程表现得几乎让我们忘记了“此‘聂耳’非彼聂耳也”。

当台上台下、整个剧场，响彻“起来，起来……”的歌声，激动得舞台上的“聂耳”也忘情地转身向着观众挥臂指挥时，这部音乐剧的剧名在我的脑际突然浮了出来并久久萦绕：国之当歌，国之当歌，国之当歌……并想着由它延伸出更大的意义。

之后，我也不由得想起了这部音乐剧中的另外一些问题，姑妄言之，皆因爱之心切。不当之处，谨供参考：
首先是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本剧“承载的任务颇重”，犹如写论文，关键词太多。欧洲古典戏剧的“三一律”、我国革命现代戏的“三突出”，都是戏剧创作的久经实践与考验的宝贵经验，而非过时之陈法或政治之时需。可否以此思路再将剧情集中、凝练？
当歌聂耳与当歌国族，孰轻孰重？在剧情展衍中如何有机结合并进？若能够在舞台调度上，多让聂耳“深入生活现场”，把苦难、悲情、被欺凌、劳动、斗争、被迫害……的舞蹈、表演场面与聂耳的观察、体验更多地结合起来，一步步激发聂耳的“国族的壮丽山河当歌”、“国族的悠久历史当歌”、“国族的灿烂文明当歌” “国族的百年屈辱当歌”、“国族的抗争精神当歌”……的创作的自觉、形象的升华、《义勇军进行曲》中的由小调性到大调性、由同情、悲愤的种子逐渐发展、成形为英勇抗争的鼓呼——号角般的“英雄”乐汇。舞台调度、人物位置安排、乐队交响性潜力（特别是在第七场聂耳的咏叹调中）的进一步挖掘与发挥……都为此剧的更加完善完美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聂耳的另外几首歌曲：《卖报歌》、《码头工人歌》、《毕业歌》等原样出现时可否运用对位手法让主人公在合唱之上“发感慨”，使其更加自然。不知可否一试？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

上海是一个真正经历并亲身体验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主义三个阶段的三重压迫的、成熟了的城市，它绝没有“刘姥姥初进荣国府”的那种井蛙初出井时的“所见皆奇”；也没有入关之前“手提鸟笼、口哼几句京腔”就自以为“洋气”的民族自卑；更不会傻到再搞个“尝百草”、再走次美国“垮掉的一代”、苏东惨遭肢解之路的“二次实践”。正因为它没有忘记，所以，它成了最早经过实践和对比，找到并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的那批人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地方！
上海，没有忘！

为了背叛，必然会千方百计地让人们忘记过去。
在这由一些人倡忘的年代，上海，上海歌剧院又一次首先举起了怀念、纪念的旗帜，以《国之当歌》唤起国人对百年屈辱历史、对百年抗争精神的记忆，理直气壮地为之放歌！
精神可嘉！
气节可赞！

《国之当歌》还以它对近百年国史的生动事实，告诉了我们：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过去；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值得怀念、值得记念的人、事、物；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需要传承的文化、精神；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若想安定、繁荣、健康、富强，都必须不断的用爱国主义教育警醒国民：“居安思危，安不忘危”！
就这一意义而言：
我们的祖国，当歌！
我们的民族，当歌！
我们的世界上最好的国歌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更当长歌，长歌，长歌，歌！


作者简况：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一级作曲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荣誉院士及客座教授
全国高校音教会副理事长兼创作委员会主任
中国歌剧研究会理事
中共四川省委讲师团特聘主讲教授
……
(责任编辑：佚名)

我们的国族，当歌 ！——观音乐剧《国之当歌》

我们的国族，当歌！——观音乐剧《国之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