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克强经济学”的体系之中，城市化是最具有市场外部性的板块。或许是考虑到了中国市场语境的特殊性，官方的表述将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理论，修改成了中国式的“城镇化”。李在谈及城镇化的时候，准确的表述是，“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所谓“必由之路”，或许是一种历史资源的表述和一种当下经济发展的分析；所谓“应有之义”，或许是指中国经济必须回到古典经济学关于城市化的一般理论的维度上来，回到城市化的规律上来。
       必由之路必须要陈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史在进入近代以来，一直是依靠城市化的先发秩序发展起来的。人们记得“通商口岸”这样的历史名词，在经济学的语境下面，这就是一个经济体的城市化事实。可惜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完全被僵死的意识形态把控，几乎每个人读到通商口岸的历史，都条件反射一样浮现出半殖民地的、丧权辱国的历史，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应，让中国人完全不理解城市化的道路，不理解城市化的发展事实上首先兴起于工业化之前，并且全面拉动市场体系的边际效益递增。
      如此，事关城市化的命题，中国人必须要跳出意识形态的陷阱，看清楚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事实上正是一部城市化的历史。人们熟知的东南沿海城市，从广西的北海，经过广州、香港、厦门、福州，向东边推进，以此出现温州、宁波、杭州，在上海构成中国近现代经济秩序最大的城市化风景；接着向北边推进，出现青岛、天津、大连、旅顺等极具国际市场气象的城市群体。这样的事实如此明显，所以人们必须面对一个经济史的事实：这些城市的兴起，一方面是一部被动开放的历史，一方面是一部市场体系不断建立的历史。重要的是，这样的历史，是以城市化的推进为路径，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样宏观的视野之上，有学术精神的人们，肯定要分析上海。
      的确，上海是中国进入近现代经济史以来最醒目的市场风景，上海的兴起，尤其是上海作为一个远东大都市的形成，事实上就是从晚清的国际贸易开始起步的。而真正具有规模意义的发展，正是在民国初年。1910年，上海的人口为130万人，但到1927年，则达到260万人，整整翻了一番。其中外省移民占到了上海总人口的72%—83%。这样的数据显示出三个特点：
       第一是市民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第二是上海的人口结构，从过去长时间的本埠人口迅速转型为移民人口，上海因此成为远东最大的移民城市。研究过城市的兴起的人们必然能够发现一个市场的事实，任何一座大型城市的兴起，都是移民的结果，也就是说，都是人口迁徙的制度背景下人口大量涌入的结果；第三，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城市的地理版图迅速扩大，当其时，上海行政区内的商业社区和工业社区迅速扩展，背面构成了新的闸北区，东面形成了黄浦区，且有越过黄浦江，向浦东扩展的态势，南面则穿过古老的城墙，向南市发展，至于过去一直兴旺的上海租界，当然也是人口暴涨，太多的中国人挤破脑袋都梦想着能在上海租界内获得一席之地。
     最有深意的历史发展格局在于，上海的版图在这个时候形成之后，之后大约70年之内，再也没有过有意义的拓展。直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浦东，上海的城市化发展才接上历史的轨迹，越过黄浦江，朝着浦东展开。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在城市化的意义上，上海的确被耽误了70年。理所当然，深圳也值得我们深度分析。
       习惯了新华社报告文学叙事的人们，当然认同深圳的兴起，纯粹是邓小平在南边画了一个圈。但城市化的理论告诉我们，之所以有深圳，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上游有香港，没有香港，深圳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深度的追问在于，香港来自哪里？答案是，香港来自晚清被动开放的市场秩序和通商口岸的城市化逻辑。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圳的下游是深具市场经济传统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带。没有这样的市场背景，深圳就不具有市场的纵深感。在这样的意义上，与其说邓小平画了一个圈，不如说他顺应了市场经济的逻辑，顺应了城市化理论的一般秩序。是的，这是必须要说出来的观点，无论怎么评价，关于邓小平，他一直都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人。所谓顺势而为，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大势，看到了城市化的市场效应。
    深圳对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到底形成了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可以用数学工具加以呈现的城市化课题。没有作为一个城市化现象的深圳的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深圳加上老牌的广州，再加上依附在广州和深圳边上的一系列小城市，这个被称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带的巨大城市化群落，才是所谓广东模式的经济学意义。多年以来，太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广州，奔向深圳，城市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而且改变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法。
    应有之义城市化的应有之义，首先当然是城市化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这是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或者说是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实务的一种普遍的经验。随着民国经济内需市场的勃兴，城市化的进程得以沿着自由迁徙的层面打开。市场的自由交换在迅速进行，这包括了商品的自由交换，也包涵着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大量的移民向大型城市流动，企业的发展吸引了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这正是城市化的逻辑，按照威廉·配第的观点，城市化在交换的层面最大的效用，是降低交易成本，作为最重要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人必须要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才能带来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交易成本的降低，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步骤，首先城市化，然后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企业家得以成为创新的动力。如此，当“李克强经济学”把城市化当做重要的改革方向，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的秩序层面，局面就变得令人心动。因为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现象，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向城市的涌动。经济学的逻辑是，发端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又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支持。理所当然，正是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深度演进，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得以蔚为大观。

       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辨的经济学应有之义。当我们说到城市化，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改称为城镇化；当我们说到城镇化，我们则理所当然地认为，城市化的进程，是政府计划或者引导的结果，而不是市场的自发秩序。
      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性思维，总是在控制着我们的脑袋。事实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形成，一定是人口流动的结果，而人口流动或者迁徙，一定是市场的自发秩序，从来没有一座城市的形成，是政府的计划所为，不是政府不愿意，而是政府没有这个能力。
      可是当权力在手，政府总是不愿意在市场的面前顺服，大概从80年代开始，各级政府总是会出台事关小城镇建设的政策，仿佛这样的政策一出台，人们就会自愿来到城镇里生存。政府的确为此做过大量的努力，但实话实说，大多数由政府打造的所谓城镇，或者所谓的开发区，要么干脆就是一个泡沫，要么就是一座只有房子和街道，却没有人口流动的空城。
       相关的教训其实是很醒目的，但似乎没人愿意总结。我们的担忧由此产生。关于中国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惟一值得不断强调的关键词，其实是自由，而且是每个当代中国人的普遍的自由，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如果说“李克强经济学”事关城市化所引发的市场效应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实，这个事实一定是通过城市化带给中国人以更大的自由。自由才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价值与规律，城市化的演进，首先是人的自由演进，一旦政府以一种市场设计师和城市化设计师的形象出现，每个人的自由就会消解，人们强调且追求的城市化，说不定又是一场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