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克友 （成都商报评论员）

前日，民政部公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拟规定慈善组织及政府部门应在捐赠款物拨付后一个月内，向社会披露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详细信息。相关负责人称，该指引是公益慈善领域第一个信息披露行业规则，今后还有望在《慈善法》中体现。

在一些慈善公益组织多事之秋，相关征求意见稿的推出行政复议，可视为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一种拯救。可惜，这尚未成型的“信息披露行业规则”，竟是公益慈善领域的“第一个”———这样一种慈善信息披露机制，早该建立了。这何尝不是监管部门长期以来的一种失职？当然也可以视为相关部门亡羊补牢式的本位回归。

民政部门要“回归”的显然还有更多。信息披露行业规则的建立行政助理，可能只是第一步。要让慈善信息公开，更重要也更根本者在于，对慈善组织更多地放开，以形成一种慈善组织有效竞争的机制。而目前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不尽人意、饱受诟病，根源就在主要慈善组织的垄断与封闭。眼下，我国有权向公众募捐的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由政府各部门创办，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行政处罚法中国评论网，而民间慈善团体则多挂靠在这些公募基金会名下。

因为行政化，所以垄断；因为垄断，所以也就不在乎舆论监督，也就缺乏公开透明的动力。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日前就痛陈，官僚化的管理体制是造成一些公募基金会公信力缺失的主要原因。因为公募基金会使用着法律或政策赋予的、面向民众募捐的“公权力”，由于缺乏竞争与监督，内部难免滋生低效、腐败，公众也长期与捐赠信息隔阂。

慈善基金会的“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这种“去行政化”，就是对慈善组织的“开放”与“放开”。一方面需要既有慈善机构的行政剥离与独立，另一方面需要降低慈善组织门槛，催生更多真正社会性的慈善组织。这些生于民间、长于民间、面向公众的慈善组织，有着信息公开的需求与追求。首先，成立者本身极可能是愿以慈善为己任的爱心人士，乐见并推动信息公开。比如，崔永元近日就主动披露，有9名官员假冒身份参加崔永元公益基金会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他觉得这涉及到“慈善尊严与公信力”，而“每一个公益和慈善的便宜都不能占”。遗憾的是，崔永元公益基金不得不挂靠在红基会。其次，开放的慈善组织之间充分竞争的压力，将形成一种良币驱逐劣币的正面效应，因为信息越公开、善款效率越高，才能吸引公众更多捐献。试想，如果崔永元公益基金能够独立，这样的基金会越来越多，何愁没有慈善信息公开？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今年7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曾表示，民政部门将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

当然，对慈善组织“放开”，并不意味着慈善组织的泛滥与无序。恰恰相反，回归本位的民政部门，将进行更严格更有效的监管。这种监管，是对所有慈善组织一视同仁的监管。

总之，慈善信息公开，为的是让慈善在阳光之下，接受公众监督；而慈善组织的充分竞争，为慈善公开透明提供了源动力，实乃一种最有效的监督。

责任编辑：N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