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说越错，近期似乎成了政府新闻发言人无法避免的尴尬。

最典型的，无疑是刚刚离职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7·23”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已在铁道部宣传部工作了8年的王勇平，用了不到8分钟就“名扬全国”。

在这场猝不及防的重大事故面前，王勇平的个性语言和惯有的职业性微笑，都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公众对高铁的质疑、对事故处理的不满情绪，被一股脑地倾泻在了他的身上。

而就在此前不久的6月，现担任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的毛群安，因在一个食品安全的论坛上，提议建立媒体“黑名单”，遭到网民的强烈反对，“提高食品安全质量比管好记者更重要”的呼声一时不绝于耳。

更令毛群安感到尴尬的是，6月27日，新闻出版总署重申，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媒体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不允许新闻当事部门、机构建立所谓的记者“黑名单”。

无独有偶，8月中旬，国税总局也因为在年终奖伪造公告一事中“辟谣太慢”而被批评。在说与不说、早说与晚说之间，在“假文件与真民意”之间，国税总局处境尴尬。

“星期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星期一上午就发公告了，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了，而且星期天我们不上班，我们这里又不是110，24小时值班。现在一有情况就先骂税务总局，这是非常不好的心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税务系统人士向本刊表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经历了近期几次事件后，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俨然已成为一个“高危职业”。面对公信力不断下降的政府，新闻发言人的难度被大大提高，“说了也不信，不说也不行”的现象屡屡发生。

8月16日，铁道部宣布，王勇平不再担任新闻发言人的职务，将赴波兰华沙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代表。王勇平赴波兰前最后一次与国内媒体短暂交流时说：“不想再和媒体接触了，只想过安定的生活。”

“高危职业”背后的尴尬

“新闻发言人不应该是一份‘高危’工作。”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后，王旭明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致王勇平的公开信。

这篇6000多字的博文，对那场备受争议的新闻发布会作了细致的点评，随后这篇被奉为新闻发言人“教科书”的文章通过网络被大量转载。

这之后，语文出版社安静的小院被蜂拥而来的媒体踏破了门槛。王旭明自嘲是“走了王勇平，火了王旭明”。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前，王旭明反复强调，对“已经说过的观点不想再谈，谈了就要往深处谈”。

王旭明表示，就连战乱中的利比亚卡扎菲政府新闻发言人穆萨·易卜拉都没有受到牵连，遭到通缉，为什么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就成了“高危工作”，根本原因是缺乏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保障。

8年前，包括王旭明、王勇平、毛群安在内的66个部委和地方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被誉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国内首批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旭明说：“发言人制度作为一种舶来品，在2003年非典后迎来了制度初建和标志性的一年。”

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公布的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10年的相比，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中，目前仍担任新闻发言人的还有11人。

当时的授课老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表示，这些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另外有自己的工作主项广东行政职业学院，所以实际上擢升与否同新闻发言人工作直接关联不大。这也说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因此，新闻发言人发言与否成为一个自选动作，而官场上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王旭明更是指出，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可以容忍许多该说话而不说话的官员和新闻发言人行政能力测试，却不能容忍一位发言人说错一句话，这不公平。“只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才能让更多的发言人走到台前，张开口。对那些该讲不讲、永远讲正确废话的人该给予批评，至少不升职。”

王旭明拿自己举例，他在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时候，也曾以独树一帜的风格颇受关注。第一个在网络上直播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第一个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与当事人连线，第一个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网民的提问，但是同时期他的“媒体无知论”、“上学买衣论”等也颇受争议。

对于王勇平调任波兰的消息，虽然铁道部反复宣称是“平级调动”，但在老同学王旭明的眼里“这至少不是肯定”。

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坦言，由于各部门职能、级别设置不同，司局级的新闻发言人根本“支派”不了其他部门和全局的信息。而且政府自身流程，“上报领导，下商部门”的层层审批过程，也无法满足公众对信息传递“迅速”的要求。

而更为现实的是中国评论网，新闻发言人作为官员自身还有着“升迁”的需求。

2008年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一度被媒体描绘为“黯然离去”。对此王旭明表示，“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是职务化的而不是职业化的。我做新闻发言人的时候是副司局级，我总要进步啊，我现在所在的语文出版社是正局级的岗位。”

王旭明至今还记得史安斌教授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我们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可以从中国特色的‘官职本位’转型为国际通行的‘专业本位’，走职业化道路，那么像王旭明这样的人可以做一辈子的新闻发言人。”

撇开自己是否真的要做一辈子的新闻发言人不谈，王旭明表示，这至少可以解决目前新闻发言人面临的“断层”问题，往往是部门着力培养的、刚刚积累起丰富“实战经验”的新闻发言人，因为职务变动被调升至其他部门或单位。

不能只关注发言人，不关注发言人制度

和老同学王勇平、王旭明一样，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最近的日子也不“清静”。建立媒体“黑名单”的提议也让他备受争议。

对于争议，毛群安表示并不委屈，愿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但近期的一系列现象使他觉得，人们将视角过多地集中在了新闻发言人个人的得失上，而忽视了背后的制度问题。

毛群安认为，目前政府的运行机制和公众、媒体的要求间，差距比较大。发言人在其中操作起来就很为难。不解决制度问题，只看发言人个人的技巧比较片面。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者协会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2003年SARS疫情暴发后，从当年的4月初到6月24日，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也成为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标志。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首批新闻发言人名单。

2007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按照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程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要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在真正的运行过程中，王旭明告诉记者，因为是条例所以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至今也没有看过因为不开新闻发布会被免职的官员，受惩罚的倒是那些开了发布会说错话的人”。对于未来的改进，王旭明期待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法律法规的颁布，并对奖惩做出明确规定。

毛群安也表示，说是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各家各户到底怎么去弄，没有统一的要求，国家只给了原则性的方针，比如说信息发布要及时、全面、准确。但具体的细致方案还得看各部委自己的安排”。

王旭明曾说过，自己的“手下”也就4～5个人。毛群安也坦言，由于编制非常紧张，目前卫生部新闻办公室也就4～5人。

对于卫生部是如何落实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问题，毛群安坦言：“目前也没有很细致的方案，基本是每次根据不同情况由领导安排人或者发言人出来答疑。”

毛群安强调，至少应该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处理应对方案”，像对突发事件分级别处理一样，新闻发布会也应该建立相应的级别，而不是随时随地让“新闻发言人去堵枪眼”。新闻发言人制度实际强调的是新闻发言人背后的组织，而不是个人。“谁负责谁去讲”的效果会比较好。

王旭明在给王勇平的公开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这个发布会（指 ‘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根本就不该开行政处罚法，领导一定要开也不该由你一人开；即使你一人开了，也不该这么开。”王旭明指出，这段话其实就是在说，新闻发言人制度背后没有一个明确的哪级事故该由哪个级别领导出面的规定。于是，大事故前的“临阵脱逃”或者是“集体缄默”也就屡见不鲜了。

作为“黄埔一期”几乎硕果仅存的国家部委新闻发言人——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8月22日做客新华网时也承认，“近期社会公众对新闻发言人高度关注，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这个“关注”不仅仅指公众一面的倒戈之声，在新闻发言人尚属“分外”工作的今天，黄毅表示，如果新闻发言人不能提供公开透明的服务，那么这个新闻发言人制度还不如没有。

近期广受赞誉的官员发言

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回应关于陈光标赴台“行善作秀”的质疑：

任何一个人愿意行善，无论捐款或关心社会大众，只要有心，都应该肯定。过去大陆汶川发生地震时，台湾民众也同样伸出援手，还有许多人到大陆去帮忙办学校、普及教育等。只要行善得宜，必能成为很好的典范。陈光标已逐渐调整方式，相信会得到愈多的肯定与掌声。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就任后首次媒体见面会上的发言：

在个人层面上，能作为中国移民的孩子代表美国——我出生的土地，以及我的家庭珍视的美国价值观，站在你们面前，我感到既谦卑又荣幸。我只能想象我在1月份过世的父亲，吉米，看到他的儿子成为在他和我母亲出生的土地上代表美国的第一位华裔美国人，会是多么骄傲。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本人都直接代表美国以及美国作为自由、平等和机会之土地的希望。我，以官方身份，作为服务于总统和美国人民的美国驻华大使，将代表的正是这永久希望和这些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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