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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纪录片的假想与现实

纪录片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行业，无论是传播渠道、电影的行业意识，还是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都落后很多

本刊记者/万佳欢 《天赐》用纪实手法拍摄，导演孙宪重新把多个黑尾鸥家庭的素材组合起来编写故事情节，讲述了一个虚构的主人公黑尾鸥“天赐”的成长励志故事。

尽管孙宪并不认为自己的影片是一部纯粹的纪录片，但影片的拍摄历程却是国内个体纪录片拍摄者的普遍遭遇，它也许能让国内纪录片行业中一些盲目的从业者和投资方得到警醒：一个业余导演用7年的时间兑现了自己的理想和坚持，可是，接下来呢？

无市场无利益无专业的三无创作境况

在2006年底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山东航空，孙宪第一次得知了国内唯一的专业纪录片代理商北京零频道的存在，并且通过邮件找到了公司总经理郑琼，请她帮忙找赞助。

看完孙宪利用《天赐》空档拍出来的关于天鹅的纪录片《老袁》，郑琼索性亲自前往威海。她跟孙宪谈了中国纪录片的现实生存状况：赞助不好找；即使拍完，销售渠道和出口也窄得惊人。她建议《天赐》可以做成电视系列片，兴许有机会在电视台播出。

而孙宪则坚持《天赐》要做成电影，因为他觉得“在大荧幕上看片子的感觉和看电视完全不同”。

郑琼当即拿出三万块钱借给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片子很好、很有商业利益，而是我被感动了，并且愿意为自己的感动负责。”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对《老袁》提出了一些调整意见，又把片子推荐到四川国际电视节并获得了金熊猫亚洲制作奖。此外，她开始跟中央台接洽，最后以一小时八千元的价格把片子卖给了央视。

孙宪希望能卖得更多些山东大案纪实，但长期进行纪录片代理销售的郑琼知道，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不错了。而在播出时，片子却被重新剪辑，原创音乐被撤换。郑琼的义务帮忙换来《老袁》原音乐制作人的一顿臭骂。郑琼完全无法承受中国评论网，她关掉电话，把自己锁在家里整整三天。

“我并没有义务去教育所有人，告诉他们这个领域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她说。

现实严酷到什么程度？郑琼认为，纪录片在中国国内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行业，无论是传播渠道、电影行业意识，还是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都很落后。

郑琼曾经跟着一些外国人拍纪录片，发现他们每天就拍两三组场景，一个片子拍下来也就十几个小时素材，而不会在漫无目的的拍摄中去赌几个有意思的镜头。

再以播出渠道为例，覆盖全国的专业纪录片频道仅有刚刚开播3个月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以播放《故宫》这样的宏大叙事片子为主。央视的电影频道也基本不播个人投拍的独立纪录片，向国外采购和播放的纪录片类型狭窄，多以自然人文类为主。

民间的纪录片展映会和沙龙等形式则只能满足小众传播。北京零频道纪录片展映沙龙已播出近800场，算是国内较早的播放平台，每场会有十来个人前来免费观看影片。此外，位于798艺术区的尤伦斯艺术影院等地也会偶尔做一些纪录片放映，由于观影人数极少，基本上都是艰难生存。

在电视台占有99%纪录片的销售份额的环境下，能够进入院线公映的纪录片自然少之又少。近十年来电影院里播放的纪录片屈指可数，并且几乎没有盈利。纪录片环境相对较好的台湾，能上映的纪录片数量也不多，且多是政府扶持的影片。

于是，《天赐》如今的结局和困境自然成为了“正常”和“意料之中”——即使是贾樟柯的纪录片，也在影院呆不了几天。

作为在这样恶劣的纪录片环境中坚持的公司，北京零频道早做好了随时关张的准备，用郑琼的话来说山东卫视，“我已经知道了现实，但愿意做，做死是我活该”。

现在轮到导演们睁开眼睛看现实了。做，还是不做？他们需要理性地做出选择。

混乱的中国纪录片投资环境

曾有企业老板曾经跟郑琼提出，他们觉得纪录片市场是一个空白，因而是一块很好的商业领地，他们想把北京零频道买下来。郑琼耐心解释说，做这个不挣钱。对方表示：“现在不挣钱没关系，以后一定能挣。”她告诉对方：以后肯定也挣不了钱。

近年来，电影行业俨然成了一个淘金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