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讨论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基建计划时，我们的观点是，世界其他国家必须从本质看待这一倡议：不单单是一项可从传统经济角度评估的投资计划，而且还是塑造未来几十年全球经济地缘战略结构的一次尝试。

为了更好地理解个中缘由，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成功的一带一路倡议所创建的经济关系将如何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一倡议能否取得成功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认为，即便对中国而言，1万亿美元左右的投资或许也力有不逮。智库勃鲁盖尔(Bruegel)同意鲍尔丁的说法。）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翻出了自己早期对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并清晰而简明地说明了如一带一路倡议尝试打造的这类基础设施网络有多么重要。如果以更大规模进行经济活动更有利可图，那么让一地与其他很多地方更便捷地连接起来的交通升级（即使小规模）便能为该地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在为其他市场提供供给时，该地有了成本效益（即使小规模）。因此，“你当然可以将一带一路看作一种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同时也看作一种战略性的战略政策。”

智库勃鲁盖尔详细地考察了其作为“战略贸易政策”的属性，从降低运输成本和减少贸易壁垒方面观察对贸易的影响——如果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部分配以在成员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话。有意思的是，欧洲将从基建项目中受益，但会因自由贸易区的创建蒙受损失，因为部分贸易将转向。可以想象，未来的欧盟将有更强的紧迫感，因此在与中国谈判自由贸易时将处于比今天不利的谈判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