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人口规划的目标很不现实
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代表性省份，辽宁的人口问题备受国人关注——率先步入深度老龄化、超低生育率、人口外流严重、负增长，每一项都对未来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有人才有希望，基于此，辽宁省才制定了到2030年的人口发展规划。然而，这份规划中提出的人口预期发展目标，真的能够达到吗？
对于上面这个表，我们只看人口总量这一栏就行了。2015年总和生育率为0.9，2020年就想回升到1.4？2030年还想达到1.8？2015年全省总人口4382.4万，2020年能维持住4385万？2030年还能回升到4500万？
首先，2020年的这两个目标数字简直可以用“玄幻”来形容。制定目标的这位/这几位人士，难道不知道存在人口惯性的吗？5年怎么可能会出现如此明显的逆转趋势？更不如说，目标制定者是不看最新数据的吗？虽说是从2016年开始的规划，但文件是2018年6月下发的，知道辽宁2017年的人口数据有多么惨淡吗？根据《2017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辽宁年末常住人口4368.9万人，比2016年少了1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28.4万人，出生率6.49‰，这还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堆积意愿释放的结果，只比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的2015年（出生人口27.1万人，出生率6.17‰）高了一点点，比2016年（出生人口28.9万人，出生率6.60‰）还下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到2020年还剩三年时间，能维持住2017年的生育数字、人口总数不下降就已经非常不容易，还指望出现反弹？
那么，稍远一些的2030年的这两个目标（总和生育率1.8，总人口4500万）又如何呢？同样近乎天方夜谭。
了解这一点，只需要拿日本作为对比就清楚了。日本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出现少子化问题，并开始积极应对，结果怎样呢？其总和生育率只在2005年起才出现反弹，从1.26反弹到2017年的最新数字1.43，12年间不过提升了0.17。而辽宁省2015年才不过0.9，二孩堆积生育意愿差不多释放完的去年也没多生多少人，2030年怎么可能提升到1.8呢？
至于4500万总人口这个数字，意味着2030年时辽宁人口要比现在增长100多万。而目前辽宁人口是负增长，生育率远比世代交替所需要的2.1要低，想要人口增加，只能指望人口内流。然而，虽说规划中辽宁省有意“逐步构建起有利于人才发展、吸引‘大雁北归’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但想要吸引人才的可不只有辽宁。看看如火如荼的一二三线城市“抢人大战”吧，你说你的省份有历史机遇，别的地方何尝没有历史机遇？人口不继续外流，已经不错了。
不妨看看基本不存在人才外流问题、生育率回升到1.43的日本，是如何制定今后的人口目标的。日本政府的财政经济咨询会议下设的有识之士会议“选择未来”，在2014年的报告中指出，“今后50年社会人口继续下降已成既定事实”，“按照目前的出生率水平，50年后日本的总人口将减少到8700万人，人口规模只有目前的三分之二。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达到百分之四十，日本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社会。”报告提出的未来目标是，“50年后拥有1亿人口规模（目前是1.27亿），力争未来继续维持稳定的人口结构。”
人口负增长问题的解决难度可见一斑。
解决人口减少问题，比想象中可能要难得多
辽宁省乃至于全中国目前在解决人口问题上享有的有利条件，大概只在于，绝大部分鼓励生育的措施还未开始实施，乃至尚未开始论证，有比较大的想象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份规划文件是有着比较积极的意义。
比如提出“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对生育两个孩子以内（含两个）的不实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推行网上办事”，这就比办准生证时代要轻松多了。
再比如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推进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确保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不变；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配偶陪产假制度。”“鼓励雇主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灵活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支持妇女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这些措施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文件还提出，要”合理规划配置儿童照料、学前教育等资源，满足新增公共服务需求。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月子中心、非营利性妇女儿童医院、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服务机构，鼓励和推广社区或邻里开展幼儿照顾志愿服务，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加快培养月嫂和育儿嫂，推动政府、机构、社区和家庭形成婴幼儿照护合力。在大型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旅游景区等设置母婴室或婴儿护理台，保障母婴权益。”如果这些政策都能落实到位，相信也有助于激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然而，问题在于，想要全面落实这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是要付出大量成本的。而现实的难题在于，在这些措施还没有开始施行前，有个同样难解、同样需要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问题横亘在人们面前——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辽宁省已经率先进入深度老龄化（老年人占14%），如果年轻人继续外流，那人口结构会进一步恶化，或许过不了多久，就会进入超级老龄化（老年人占20%）。适龄工作人员如何在赡养越来越多老人的同时，分出更多资源来支持鼓励生育？
这个悖论难解之处还在于，随着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政策也会越来越向老年人倾斜。比如政策制定者如果想试图降低养老金标准，就会遭来很大的反弹，这一点，日本社会也已经验证过了。
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三省，其解决人口问题的历程，也许会与日本的北海道非常相似。北海道在日本也地处东北，“北海道开发”也曾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来推进——1950年，日本制定了《北海道开发法》，中央政府对北海道投入了庞大的开发事业费用，使北海道的社会资本在短期内迅速充盈起来；北海道开发的产业也以公共开发建设事业为主，导致的结果是北海道一直依赖公共建设事业，这种结构最终固化了下来。这与我国开发东北的进程、思路都有高度的一致性。
类似之处还在于，北海道的人口也曾经历过长期的快速增长势头，从明治初期不到6万人的人口，到20世纪末已达约570万人。而之后人口减少问题就变得严峻起来。北海道各个市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振兴政策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独立自主地推进区域城镇建设。像新雪谷町，最近十多年来就一直试图建设一个以旅游、农业、生态环境领域为中心的个性城镇，作为滑雪胜地，每年吸引了很多来自澳大利亚和东亚国家的游客。而钏路市则从几年前开始就推动吸引人们夏季来此长住的项目，因为钏路市的夏天非常凉快，是避暑胜地，不仅有来此长住的个人，来这里举办学术会议或体育赛事的也在增加之中。
然而结果怎样呢？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日本各地区将来人口估算”数据的预测，到2040年，北海道的人口将从2010年的550万人大幅降至419万人。而且，不仅北海道所有的市町村（日本地方行政实行自治，基本由市、町、村构成，因此日本一般俗称地方为“市町村”。市町村相互间是平级关系——译注）人口都会减少，人口减少30%以上的市町村更将达141个，约占整体的80%。另外，民间政策研究组织“日本创成会议”提出，20～39岁女性人口减少估算会达50%以上的城市属于“可能消亡的城市”。全北海道的市町村将有78%符合这个标准。（山崎干根《面对人口锐减的社会问题，中央和地方应该如何应对——以北海道为例思考这个问题》）
人都去哪了？被东京圈吸走了。任地方采取浑身解数，也改变不了整个大趋势。所以，对于我国东北三省而言，人口外流的问题，恐怕比生育率低迷更为棘手。而且，老龄化、人口外流、低生育率这几个问题，可以说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严重程度加深，另外两个也会随之恶化。
人口问题难以解决，采取措施应对现实，同样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相比起采取措施解决人口问题，采取措施让社会各界适应人口减少、深度老龄化难以更改的局面，同样重要。
比如，日本学者岛崎谦治就提出，为应对老龄化、人口减少的严峻现实，政府有必要让即每一个民众都认识到需要提升责任意识，乃至为了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奉献一定的牺牲精神，理性思考代际之间的矛盾。
在经济方面，岛崎谦治认为对应政策关键在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和提高生产率这两点。提高妇女及60岁以上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尤为重要，为此，必须通过完善托儿所等手段支持妇女兼顾抚养子女和工作，并向人们提供多样化的工作形式和机会。他甚至认为应该废弃退休制度，创造一种环境，即使是老年人，也可以在他可能的范围内继续工作。在教育方面，除了高等教育外，还应设法提高包括初等、中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水平，以及人们在工作单位内外的能力。
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不管是养老还是医疗，都有太多课题需要深入。比如养老金缺口的问题，盲目降低养老金标准显然不可取，但如果不调整，缺口会越来越大，年轻人一定会丧失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心。因此，只能以现行制度为基础，顺应人口与经济的变动，审慎地让各代人在同龄人及代际之间分担“痛楚”。医疗方面的资金缺口，也会随着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因此有必要提升医疗效率，让有限的医疗资源起到更多作用；提高医疗从业人员的专业职能、调整业务分工，比如把非医师也能完成的业务交给护士等其他医疗从业人员或事务人员去做，非护士也能完成的业务则交给普通护理人员去做，等等。（岛崎谦治《超高龄及人口减少社会的现实与对策》）
无论古今中外，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整经历过一个老龄化严重并人口减少的社会。在鼓励生育政策难以短期内起到成效的时候，想要想办法适应难以改变的人口形势，这需要付出巨大的投入和努力。对于这一点，不仅是辽宁和东北，全国都需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