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中上等水平，中国似乎必须走上一条以创新驱动的增长之路。但是创新需要人才，中国的教育体系能否承担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呢？换句话说，中国教育是否会拖经济增长的后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多人那里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向来为人诟病，学生负担过重、死记硬背、缺乏创造性等批评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学术界却有不少学者在解释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又将重视教育作为一个主要原因——毕竟，如果中国教育真的一无是处，那就很难理解何以恰恰是中国成了过去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一贬一褒，两种观点截然相反，究竟孰是孰非呢?

中国的教育质量如何？

如果说教育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的话，那么所有国家都该重视教育，中国（东亚）在这方面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事实上，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直到最近几年才刚刚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的教育支出的比重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韩国则与中国差不多。所以，从政府教育支出的角度看，东亚地区并不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加重视对教育的投资。从衡量教育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标—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只是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

但是，一个国家在公共教育上的开支只是体现了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并不一定能反映普通国民有多重视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不绝对反映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毕竟一个人上多少年学与他学到多少东西不总是一致的，教育的质量与数量起码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

那么，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呢？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哈努谢克（Hanushek）和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沃斯曼（Woessmann）两位经济学家利用国际性的（中小学）数学、科学和阅读考试成绩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七十多个国家的所谓“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指数，通过比较各国同龄的学生在相同的受教育年限里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的多寡，来衡量各国教育质量的高低。根据他们的数据，所有东亚国家（地区）的认知技能指数都名列前茅，更是遥遥领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人均教育年限关系不大，而与教育质量高度正相关。例如，菲律宾的人均受教育年限2010年时是8.95年，高于中国的8.11年，与新加坡的9.13年非常接近（2000年及之前还高于新加坡），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则远低于中国和新加坡。如果比较三个国家的认知技能指数，新加坡是5.33，中国是4.94，而菲律宾只有3.65（作为对比，美国是4.90，最低分是南非的3.09）。

很多读者也许会觉得说中国教育质量很高（甚至高于美国）是个笑话。但这里所讲的教育质量比较的是相同学龄的（中小学）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多寡，例如同样是九年级（即中国的初三、美国的高一），中国学生的认知技能要略高于美国，更优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却远低于美国，以2010年为例，中国是8.11年（相当于初二），属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国是13.09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为世界第一。故综合起来看，中国的教育水平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中国人只会考试吗？

许多人会说考试成绩好不说明教育质量高，中国人（东亚人）就是会考试，不见得有更多的真才实学，更谈不上有多少创新能力。可是，东亚国家培养出来的学生真的就只是缺乏创造力的考试机器吗？难道说，不那么会考试的拉美、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学生反而比很会考试的东亚学生更有创造力？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虽然高分不见得高能，低分也不一定低能，但是高分低能者一定远远少于低分低能者。毕竟，很多人认为创造力更强的欧美发达国家学生的国际考试成绩要比（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高。其实，无论是人均发明专利还是人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已经世界领先；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创新水平和能力也已将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抛在后面，并正在迅速追赶发达国家。

我们在批评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创造型人才的时候，都是将中国的现状与发达国家做简单、静态的类比。确实，中国的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但这不是因为应试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而是因为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科研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均科研经费等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中小学乃至本科基础教育质量太差，而是因为我们的（属于非应试教育阶段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水平还远不如发达国家。而这又归咎于我国高校教师的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普遍较低（但又高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多优秀的学生出国深造后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国内收入水平和科研条件上的差距）而没有回国。所幸的是，这种状况近些年来正在迅速得到改变。

中国大学的毕业生一旦去了西方研究型大学继续学习，他们的创新能力绝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做的一项以移民发明家（immigrant inventors）为对象的研究很能说明问题。所谓的移民发明家指的是那些以外国人身份在居住国申请发明专利的的科研人员，例如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科学家以美国居民（resident）的身份申请了发明专利，就是个移民发明家。数据显示，在2006-2010年间，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吸纳了全世界97%的移民发明家，他们固然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但也有不少来自其他发达国家。来自中国的移民发明家占比最高，达16.3%，其次是印度，占12.1%。但来自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总人口6亿）的只有2.7%， 来自非洲（总人口11亿）的只占1.7%，原因显然不是这些国家的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而是本来就没有很多这样的人才。

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中国（和印度）的人才外流严重（世界上除了美国、瑞士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有较多的人才净流入，很多国家都存在发明家人才净流出的问题，包括英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很多发达国家愿意吸引的人才（而不是他们想要拒之于门外的非法移民）。毕竟这些海外的中国移民发明家几乎都是在国内接受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中国的应试教育显然没有扼杀掉这些人的创造力。中国虽然流失了这么多发明家人才，甚至是最优秀的一些人才，但是留在国内（以及从海外回国）的人才还是多到足以让中国成为过去二十多年来创新水平增长最快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

决定一个国家教育质量最关键的因素可能不是政府愿意花多少钱，而是普通家庭有多么重视教育！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也不只是体现在开支上，而更可能体现在家长和孩子们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上。世所公认，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家庭特别重视教育，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孩子的“钱途”吗？现在经常讲教育是最好的投资，但如果重视教育只是因为有利可图的话，那么别的国家的家庭不也会同样重视教育吗？

中国（东亚）人重视教育通常归功于儒家传统文化。但是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出发点并非功利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个人和国家创造经济利益，因此所重视的不是学习有用的技能，而是学习四书五经、仁义道德。中国的科举制度只是强化了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价值观，使得受教育、有知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毕竟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人少之又少，如果这是学习的唯一目的的话，那教育就是一个风险太高的投资，无异于现代社会想要通过买彩票来发家致富。

除了儒家文化以外，犹太文化也以重视教育著称，出发点也非经济利益。犹太教在大约两千年前就规定所有的父亲都必须在儿子六七岁时送他们去上学，让孩子们学会阅读希伯来圣经，犹太人也因此成为识字率最高的民族。在古代农业社会，送孩子上学认字并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反而是个负担，所以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因此脱离犹太教而转信别的宗教。基督教新教文化也颇重视教育，这是因为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发起新教改革运动时就要求每个基督徒能够自己阅读圣经，新教徒也因而比天主教徒识字率更高。

由于教育存在所谓的“外部性”（即受教育多的人不只是个人收入会提高，还会给他人或社会创造更多收入），因此，如果大家只是从个人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决定接受多少教育、花多少功夫学习，结果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一定是有差距的。政府可以提供免费教育，但接受免费教育的人不一定会用功读书。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有多勤奋，而这不是政府花钱能够买到的，需要有超越于个人经济利益之外的动力。儒家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新教文化就恰恰赋予了教育以超越于功利之上的价值，使得接受教育、勤奋学习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规范，而不只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近代之前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更谈不上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并没有让中国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恰恰相反，科举制度以及对学习儒家经典的热衷也许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一个原因。但是重视教育的文化精神一旦用到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上，其所迸发出的力量使得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一点与犹太人的情况颇为相似。犹太人重视教育的本意是为了学习宗教经典，不是掌握实用的知识，所以犹太人对近代科学革命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犹太民族一旦将他们的学习热情转移到世俗的科学技术上，一两代人之后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产生了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可以预期，几十年后，世界一流科学家的名单里也一定会有许多中国人的名字。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重视教育的文化是个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中国教育由于过度关注应试科目的学习，因此，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体育、文艺及各类群体和社区活动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众多学子也在埋头苦读中牺牲了青少年所应享有的快乐时光。这些问题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以及所有的海外华人群体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国的学生的确太辛苦了，但也造就了中国超高的基础教育质量，为中国走上创新型的经济增长之路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