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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混的学历比假文凭多 高校傍上高官

时间:2008-12-23 12:53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 点击:
  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数年来,假学历波及全球政坛已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葡萄牙总理被指控“文凭造假”和韩国名流频陷“学位门”事件,官员假学历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与外国官员学历造假相比,中国官员手中的假文凭显然

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数年来,假学历波及全球政坛已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葡萄牙总理被指控“文凭造假”和韩国名流频陷“学位门”事件,官员假学历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与外国官员学历造假相比,中国官员手中的假文凭显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规模大、数量多、个别学校与官员各取所需,以至成为假文凭的幕后推手。

指望风暴式的做法根治假学历风潮显然不太现实,但面对文凭腐败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却也令我们感慨良多

中国:一言难尽假文凭

尽管中国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官员假文凭的查处力度,但“文凭造假”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蔡继明当初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在今年两会期间关于“中国社会科学不宜设院士”的建议,竟能引起网友如此强烈的共鸣。更让他意外的是,有网友直接提出了“对有博士学位的官员来一次考察、以净化中国学术环境”的建议。这一想法,与他5年前的一份提案不谋而合。

“在网友的呼吁下,我以当年写过的提案回应,相当于重新公布,只是这一次比以前影响更大。”时隔半年后的今天,蔡继明这样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本报记者日前登录蔡继明的博客,发现《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一文仍高高挂在上面。网友的100多条评论,从博客发表时的3月中旬一直延续到8月底。写提案的2002年,蔡继明是九届全国政协委员,5年后,这位清华大学教授以第十届政协委员的身份继续为“清理官员假文凭”呼吁。

一份5年后被重提的提案

“那时和现在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2000年,蔡继明调到清华大学,现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由于一直带研究生,说起“文凭腐败”,他颇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味道。“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苦才拿到博士学位,但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也不来上课,稀里糊涂就混到文凭,这很不平等。”所以从一开始,蔡继明就将批评假文凭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官员。

在提案中,蔡继明“建议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他提的设想还包括: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官员,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等等。这个观点看起来有些绝对,但5年后的蔡继明仍坚持己见。

“混的文凭”比假文凭更多

蔡继明的想法,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的认同。顾海兵对《国际先驱导报》分析指出:假学历有两种情况,一是“真的假文凭”,即办假证的;二是“假的真文凭”,也就是文凭注水。在顾海兵看来,现在不少干部都已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假的真文凭”。

有报道称,中部某贫困县官场“人才济济”,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递上来的名片大都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名头。然而,如此高的“文化水平”下,当地100多万群众吃饭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无论你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几万块钱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到一张研究生文凭。”这是几年前某省委党校被广为传播的“轶事”。在那里,只要交钱,招生条件可一次次放宽。直到2003年底被叫停,该省委党校违规发出数千张文凭,校方多名领导干部因此被“双规”。

为升迁不惜逾越底线

如果说普通百姓买假证是为了找工作的需要,官员热衷混文凭的目的又何在呢?答案很简单:升迁。

一名ID为“人民公仆一员”的网友给蔡继明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们那里国税局一位何姓正科级干部,在职前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这位生于1963年的老兄,此后没参加过任何成教或自考进修,但到了1999年,他的学历居然摇身变成了“XX财经大学”本科,于是“很自然地升为正科长”。

文凭一旦成了升迁的“门票”,一些不具备资格的领导干部自然想投机钻营。“有些地方提拔厅局官员要求有硕士学位。”长期关注假文凭现象的顾海兵认为,这种干部任用标准使一些人“不得不去造假”。

的确,不少持有假文凭的官员也都将造假原因归咎为升迁标准。“我的文凭的确是混来的,但那也是迫不得已。在干部岗位上工作二十多年了,谁不想往上走?但文凭关却让我屡次在最后的节骨眼上止步。”一位最后如愿通过函授班混到文凭的干部,说起来仿佛也有一肚子委屈。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毛寿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干部选拔中重视文凭的做法表示赞同,“这是一种好的趋势,问题出在一些人钻空子,而不是这种做法本身。”

当高校傍上高官

与国外官员的“初级造假手段”相比,中国官员的假学历显然大都是“硬通货”,无论拿到哪里去检验都是真的。“假的真文凭”在一些干部中流行,背后的推手——各大高等院校显然功不可没。

“一些名校经常和某些省份开展省校合作计划,省里给学校一笔钱,负责培养对象就是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可有几个人会去真正上课呢?这完全是公开的,完全‘合理合法’。”顾海兵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种情况非常隐蔽,即使打击“假文凭”风力再大,估计也很难刮到这里。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是江西省官员胡长清学历造假事件。据报道,胡长青在位时,托人在北京中关村大街上胡乱买了一个法学学士文凭,从此即开始以“北大才子”自居。对这样的公开造假行为,在胡长青担任江西省领导时,却从来没有人公开提出过质疑。

蔡继明承认,学校也的确要自律,“教育部应该给学校定出原则”。

打之不尽,清之不竭?

面对各方的呼吁和建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这些年一直没有减少对官员假文凭的惩治力度。

从2002年起,中央四部委已经组织了一次整治官员假学历的严打风暴,那次严打的成果也不可谓不“丰硕”。此后,浙江温州某地1267名干部档案中62人学历有问题,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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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假学历证书107份等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

“提议很好,但撕开这张网需要什么样的剪刀手和剪刀?”针对网友的发问,蔡继明也承认整体解决假文凭问题有难度:“我批评这种假文凭现象并不是孤立的,除了假文凭,干部造假现象还很多,包括一些政绩数字都可能有假,这是一连串事件。”

事实上,关于如何打击官员假学历问题,社会各界给出的建议可谓众说纷 (责任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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