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穷省份之一的偏远山区居住50年后，邹兴群（音译，见上图）不久前搬到了附近城镇的一处新公寓。这是中国政府一项今年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的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消除农村贫困。
但是，仅在镇上住了一个月之后，邹兴群现在又回到了祖先一直居住的小村庄。离开最近的柏油路，在蜿蜒起伏的小路上要走两个小时才能来到这里。在她的布满灰尘的小屋里，砖墙上糊着褪色的报纸，茅草屋顶下有一个烧木柴的炉子和几件破旧的木制家具。
“我们大多数人都留在原处，那些搬走的人正在返回，”53岁的邹兴群说。回想起珠藏镇那个政府补贴建造的家时，她说：“那里没有水，没有工作，一切都没安排好。甚至连冲厕所的水都没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发誓要改善7000万仍生活在贫困中的中国人的生活——贫困人口是指年收入低于2300元人民币（合335美元）的群体。他希望，到2020年从农村地区搬迁1000万人，这个数字大大高于2001年至2015年间600万人的搬迁数量。该计划被视为中共建设“小康”社会誓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易地扶贫搬迁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升特困地区民生福祉的重点关键，”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表示。北京方面还希望，在下一个十年里，易地扶贫搬迁可以把仅能维持生活的农民变成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消费者。
“中国政府想要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他们把城市化视为下一个经济增长引擎，”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中国再安置政策专家王耀麟(Mark Wang)表示。
像内陆的贵州等西部省份，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地区。推动中国其他地区增长的制造业、资源业和利润丰厚的服务业，在这些省份很少。贵州省政府表示，仅今年就计划易地扶贫搬迁75.2万人。
但贵州省的邹兴群等已搬迁的村民表示，易地扶贫搬迁计划已遇到了问题。
在邹兴群所在的村庄强道洞，几乎所有劳动年龄人口都在省外打工，留下老人照顾自己的孩子。尽管汇款改善了生活水平，让村民们有钱安装自来水、交电费、买手机，但中国领导人认为，像这类村庄等偏远地区几乎没有未来发展前景。
但城镇生活成本更高——加上农村来的居民除了种田以外其他经验很少，导致工作机会少——结果很多已经搬迁的村民开始返回。“我们在这里可以自己种蔬菜。我们在城镇里没有收入来源，”61岁的黄国学（音译）说。他为了在珠藏镇买一套60平方米的新公寓借了2500元人民币。
村民称，腐败也破坏了这项计划。最初政府承诺安置村民的新家会有店铺门脸，让他们可以做些小买卖。他们表示，实际上好的临街的房子都被其他富裕村里有关系的村民独占了。房价也比预期高40%。
“这不公平。在上层看来政策不错，但他们不知道底层的人们生活的艰难，” 黄国学表示。
此前曾是一名农民的杨胜光（音译）的新家里没有提供家具，现在仍然空空如也，他从村里的家中拿来了一些物件，其中包括供桌。“这里的施工质量很差，”他说。
在附近的黔西县，一排排高层楼房伫立在高速公路入口旁。政府的广告牌上承诺发展农业和旅游项目来推动就业，但这些项目目前尚未出台。“一些人搬来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村里种菜了，”30岁的蔡红（音译）说。
贵州省黔西县新建成的安置房外的儿童
之前的安置项目，比如具有争议的三峡大坝项目，在搬迁的人们难以找到工作时同样陷入了困境。被任命考察搬迁家庭安置情况的地方官员往往没有坚持到底。
“地方官员报告称他们已经成功安置了特定数量的家庭。没人来考察他们是否又回到了他们的家乡。这是旧项目中的问题，”王耀麟表示，“地方官员是不再重蹈覆辙的关键。”
这一次，政府承诺将更密切地追踪安置家庭的状况。
但邹兴群说出了很多人的失望。她用中国一句俗话表示：“搬到城镇生活就意味着喝西北风。”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