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做课题实为圈钱。

科研人员段振豪涉嫌贪污的丑闻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中国评论网，除了近日院士初选段振豪出局外，似乎看不到别的下文。不过，段振豪事件拉开的有关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黑幕却一时难以闭合。

社会上针对整个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来自公共资金的科研经费究竟有多少被冒领、多领、挪用、浪费，又有多少被真正、有效地用在了学术研究上？

项目越多，经费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就越高

“段振豪虚报了几个差旅费就是腐败，这在科研圈内算什么呢？恐怕很多‘硕鼠’会笑掉大牙。”对于段振豪事件引出的科研经费管理质疑，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姚卫红说。

一次课题经费申请告捷的庆祝宴让姚卫红记忆犹新。酒酣之际，宴会主角向大家透露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自己的个人资产即将突破千万元。

这位工科教授年薪只有15万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姚卫红很是不解。这位教授私下告诉她，自己和某主管科研经费的部委官员很熟，项目来得容易，钱也就来得容易了。

譬如一次学术研讨会的预算是10万元，这位教授“省吃俭用”只花了4.5万元，找熟人凑好10万元的发票，剩下的5.5万元就进了自己的腰包。

“几年内申请到3个‘863’项目，每个项目300多万元。他下手的机会太多了。”姚卫红说。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2010年中国科协年会特邀报告会上披露，我国科技经费节节攀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我国科技基本走出了经费短缺的时代。

科研经费管理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审计为此写下注脚：审计2010年的99个支撑计划在研项目普遍存在不符合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及其他财经制度规定，课题扩大开支范围、未经批准调整预算、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会计核算不规范、课题突击花钱购买设备，其间手法多样、漏洞一一展现，涉及资金数以亿元计。

中国科协的一次调查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数据：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结余出来的资金，只是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无法用发票抵消掉的部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研究员介绍，更多与课题项目无关的经费已经在使用过程中进入了个人腰包。对一些科研人员而言，项目越多，也就意味着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越高。

科学界里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汉芯事件”举报人曾对媒体回忆，2002年，陈进骑的是一辆28寸的自行车；“汉芯”发布之后，2003年四五月间，陈进花30万元买了一辆别克君威；到2004年，陈进的坐骑已经换成了宝马。买“马”的钱正是陈进骗取的科研经费。

姚卫红认识的另外一位教授买了一台彩电，发票的台头是“电脑显示屏”，这样可以用“设备费”的名义把彩电报销了。尽管这台“显示屏”和他所研究的地质方向没有一点关系，唯一说得通便是这位教授的经费申请单中有一项计算机设备更新费。而在校方资产管理部门贴上“固定资产”的标签后，只要他不离开工作单位，这台“电视机”便任凭他个人处置，抱回家“看电视”也不会有人来过问。

预算频频上演“移花接木术”

北京一高校土木专业的赵博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科研经费项目预算”的申请单。

这份申请单详细罗列了经费的用途：国际合作费10万元，专家咨询费7万元，劳务费10.5万元；在科研业务费中，差旅费10万元，出版费5万元，材料费23.5万元，化验加工费18万元，会议费3万元，设备费63万元。

这样一个总计150万元的项目中，按预算赵博士应拿到8000元劳务费。可在课题结题时，他只拿到2000多元，“这要看导师的脸色。”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课题申报表上，虽然都有预算一栏，但多是粗略罗列“资料费”、“会议差旅费”等名目。即便是将“科研业务费”细化到许多小项，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也难以照单执行。

“需要10万却申请了30万。”赵博士说，要想在账目上过得去，靠的是在发票上玩“移花接木”的把戏。

一名中部理工科大学化工专业博士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所在的课题组通常是隔一段时间，便有专人把科研经费支出相应的发票拿到财务处去报销，随之对应的是给学生派活儿——收集发票。

课题组负责人对学生的要求是，平时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尽量开发票，只要抬头是学校的名字，开的项目是办公用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额度一般都可以报销。

导师们最喜欢的票据是火车票。这位博士生说，火车票报销时弹性很大，比如北京到天津一来一回的火车票，中间隔五天的话，便可以按五天的标准来计算在天津的住宿、交通、甚至会议等费用，“而这些‘中间多出来的部分’通常不需要再拿出相应的发票。”

更有甚者，不是课题组成员的科研人员也能帮忙充账。

某机构地质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个和自己研究领域八竿子打不着的课题组找到他，“我们的经费还没有花完，你买的东西拿到我这里报销就可以了，发票签谁的名字都行。”

在科研经费的发票报销过程中，一些财务处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有学发博文称，他付给秘书的劳务费，秘书用另外一个名字领走了。他专门找到财务处，财务处却说没关系。这让他头一回感到财务处的“粗心”。

还有一次，张有学去外地作报告的机票已经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了，后来接待单位又报销了机票费用。张有学急忙把钱退给财务处。

财务处竟对他说，退钱做账挺麻烦的社会学研究生，你就当外地接待单位给的钱是报告费或劳务费。张有学不解：规定上不能这么报。财务处却说：那你下次报销时少报一些。

“中看”的国家经费常常向“中用”的企业经费低头

北京某重点高校化工系教授张超（化名）透露，每次项目评估前，课题负责人除了准备各种技术文档外，“调账”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所谓“调账”，就是按照项目申请书的要求列出科技经费使用的财务表，把其中与项目资金申请书不符的进行调整。具体说来，除了凑发票，就是纵向横向经费互换。

在科研圈子里，横向是指课题组承接来自企业、学校等平行单位的科研项目，纵向是指课题组申请的国家级、部委级的科研项目。后者说出去好听，对评职称等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在不少圈内人看来，由于管得太严太死，“只中看不中用”。

于是，纵向和横向便“结为同盟”，纵向经费中一些实在走不了的账，就通过横向经费抵销。

一些科研人员将能够正经花的钱都凑到纵向的账目上，比如张教授要购买一台200万元的仪器，李教授要买40万元的耗材，都可以通过纵向经费中设备费的名义来报销；而诸如私人聚餐、打车费等纵向经费难以报销的项目，则依赖于横向经费，若用不完就塞进自己的腰包。

不过，这种互换并非等价。纵向的经费由公家埋单，几十万元也算是少的；横向的钱是企业交到自己手上的，几万元也算是多的。

“中看”的纵向便常常向“中用”的横向经费低头，前者贬值，后者升值。圈内流传了“1/3”这样一个数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即纵向经费的含金量是横向经费1/3，“你花我1元横向，我花你纵向3元。”

张超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只有在“调账”时，那些掌握着大把纵向经费的“大牛”才会低三下四，“手里的纵向经费多了，没有一定的名目又花不了，只好和人换横向。”

其实，“调账”并非只是在项目评估之时才有的。在科研经费审批通过不久社会科学研究，很多有经验的科研人员就知道哪些是可以走纵向的账，哪些是不可以走的，不可以的就通过横向经费来替换。

张超认识一个研究员，他花100多万元买了台对自己的课题一点用也没有的仪器。问他原因，这个研究员刚开始支支吾吾，不说话。后来张超才知道是他和卖仪器公司的老板是朋友，“可以吃回扣”。

这20多万元的回扣，便是从纵向的科研经费里“偷”走的。

在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显示，部分科研项目配套资金到位率低，有的虚假配套，这从横向纵向经费互换上便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