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国资委在其网站公布了“四项试点”的具体内容，与之同时公布的还有承担试点任务的6家央企名单。

　　实不相瞒，当我听到“6家试点企业”这一数字时，几乎惊讶得要大唱“yesterday once more”了。

　　要知道，从1978年开始的国企“扩权让利”改革，恰好也是从6家企业的试点开始的。

　　36年弹指间，在6家试点的深远改革之后，又迎来了新一轮6家试点的深远改革。显然，如果不是国资委在制定入围名单时有意向历史致敬的话，是不是只好感慨历史是如此的精妙计算和巧夺天工？

　　须知，虽然今昔的国企有如天上人间一般不可相比，但面临的改革难度并不比那时容易半分。如果说，当年的改革，是要在山穷水尽中求一个柳暗花明；那么今天的改革，却是要在金山银山中证一个究竟无我，难度恐怕是只增不减。

　　也许，“国有企业”这四个字组成的偏正短语，本身就暗示了上下两个维度所需要面对的改革难题：首先，要解决有关“企业”的问题；然后，要解决关乎“国有”的问题。

　　6家试点开启的1978年改革：解决“企业不像企业”的问题

　　1978年国企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通俗地说，也就是“扩权让利”改革。当时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国有企业严重缺乏自主权，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是政府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企业不像企业”。

　　也因此，那时的改革必然首先向这种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制度开火。而根据中国人特有的“试点”文化，又是一定要从某种试点开始的——于是，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历史画面了：在1978年的第四季度，从四川的重庆钢铁公司（不太年轻的读者应该知道重庆被从四川划分出去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等6家地方国营企业开始试点，“扩权让利”的改革掀开大幕。

　　当时的试点主要包括以下要素：企业可以提取一定利润留成，职工个人可以得到一定奖金。很容易想到，如此符合人性的改革必然会推动生产力的增长。果然，第四季度的计划指标被超额完成了。随后，14条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办法在四川省出台，其中包括：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增产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企业可以自行销售国家商业和物资部门不收购的产品；超计划完成的利润可以分成——现在的读者看到这里也需要笑出来了：难道这些不是一个企业天经地义所应有的权利吗？

　　是的，也许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些简直都不成为问题的“常识”，在那个时代却是需要最伟大的头脑和最坚决的勇气才能触动的“禁区”。

　　可以打个这样的比方吗？好比有一株被藤蔓缠绕的树，在经历了漫长的被缠绕之后，甚至这棵树本身也相信了藤蔓的说教：树是依靠藤蔓才存在的，因此任何保留养分给树本身的想法都是罪恶的。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意识形态里，国企就是这样的一棵树，而为了自身利润而生产的企业冲动就是一种“原罪”，为了洗脱这样的罪，必须做到彻底的“去企业化”——交出自主决策的权利、交出留存利润的权利。

　　不难想象，即使当思想领域的极端年代已经过去，要想在现实中改变这巨大的惯性思维会有多么艰难。因为任何意识形态一旦进入现实，就会成为利益，体现在具体时代之中就是计划部门对于企业的指令权力，要想撬动它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

　　1978年的这次试点所传递出来的精神，在此后将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粗略说之都是围绕着解决“企业不像企业”的问题展开的，用官方语言来说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用我的话来说是一个“建立国有企业自我人格”的阶段。

　　6家试点开启的2014年改革：解决“国有不像国有”的问题

　　36年之后，国资委确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混合所有制、董事会扩权和派驻纪检组等四项改革主题，再次从6家企业的试点中启航。

　　这36年间，很多事情都已经不同。

　　首先是，国有企业的实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财政部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1-6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233065.3亿元，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2211.1亿元。要知道，1978年我国整个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才只有3645亿元，即使考虑到前后统计口径的差异和通货膨胀的情况，数字间量级的差异依然可以说明问题。

　　国际上的排名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巨大变化。7月7日公布的2014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显示，中国企业的上榜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00家，其中国有企业占了绝对优势，达到了92家。更具有标志意义的是，央企中石化集团取代埃克森美孚，排名第三，打破了此前财富500强前三甲长期由埃克森美孚、沃尔玛和壳牌长期垄断的历史，这也是历史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首次进入该榜单的前三甲。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对于国企的要求在变化、国企需要扮演的角色也在变化。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时间之内，人们对于国企的要求是：“你应该自强自立、变得更有竞争力、更像一个现代企业”，那么现在人们对于国企的要求可能是：“你应该更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变得更具有开放性，更像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的企业。”

　　是的，在媒体的报道上，“国有企业”不像“国有”的事儿已经屡见不鲜。不论是媒体捅出的天价装修事件，还是在招聘职位时的萝卜裙带关系，以及在给国家上缴利润时的羞羞答答，或者是在利用政策垄断攫取利益时的理直气壮，都难免让部分国人产生错觉，以为这样的“国企”与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关系。

　　因此，当下对于“国企”的改革，有必要从回应这些社会最大的关切入手。

　　也因此，无论是对国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呼声，还是当下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都具有最终定义我们对“国有企业”本质理解的力量。

　　其实，我们对于“国有企业”的理解一直都在变化：我小的时候，路边的照相馆叫“国营照相馆”，可见那时候我们认为国企是需要国家真正一人一砖地去经营管理；之后“国营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观念已经大为不同，但是在对于国家持股多少才叫“国有企业”这个问题上仍然有着近乎“男女大防”般的谨慎，生怕一步就越过了“道德的边境”；慢慢的我们认可了国有“控股”企业也算国有企业的概念，但还是要坚持“绝对控股”的比例。再往后改革，我们对于国有经济的想象力会扩展到什么地步？真正是心有多高舞台就有多大。

　　最近上榜频次颇高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一词可能已经预示了我们对“国有企业”的理解将会迎来又一次升级。

　　根据这种模式，在目前的国资委、国有企业之间，很可能加入一个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从而形成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企业三个层级间的纵向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的掌控力体现在对于资本的掌控力上，即通过金融手段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自由进退来实现国有的意志。很可能，一个公司今天是国有资本控股的，但明天不再被市场看好，国有资本从中撤离，他也就不再是国有企业；而另一家刚刚起步的创业企业，由于身处有爆发潜力的行业，获得国有资本的大量增持，一夜之间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国有明星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化，这一天应该离我们并不遥远。

　　简单归纳一下，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再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其实代表了我们对于“国有”这个词从表及里、从外入内的理解，好比地质上的沉积岩，认识轨迹的点滴进化清晰可见。

　　还记得一步国产老片《神鞭》里面，主人公最后掷下一句铿锵有力的台词：“鞭子剪了，神留着。”

　　对于国企改革，抛开过往错误理解的枷锁，真正保留“国有”即“国民所有”的本质，恐怕也是这轮改革所能留给历史的一句掷地有声的结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