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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年，一个名叫威廉·B·弗格森的美国人，将密苏里州东部的10英亩土地转让给一个铁路公司建立新站台。其后，围绕着站台逐渐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形成了弗格森小镇。150多年后，这里也只有2万多人，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今年8月，小镇的安静被一声枪响打破。死者的黑人身份和对开枪警察“不予起诉”的判决，引发全美几十年来最大规模抗议。各国政要、媒体、专家众说纷耘，谈及司法公正、种族歧视、贫富差距、警察执法权、舆情应对甚至政治制度，也不乏幸灾乐祸的声音。

　　把视线转回中国。近年来的社会热点中，司法案件占据了很大比例：呼格吉勒图案、刘涌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邓玉娇案、曾成杰案，吴英案、李庄案等等。涉法涉诉舆情热点高发，个中因素值得深思。

　　假如判决会引起骚乱，中国的法官敢这么判吗？

　　《环球时报》提出的这个问题十分尖锐。种族问题在美国一直十分敏感，类似事件不是第一次引发抗议。假如在中国，明知某个判决可能引发骚乱，法官还会判吗？答案存疑。比如湖南唐慧案，有报道称唐慧本人曾在法院办公楼滞留15天，一些判决书甚至要先给唐慧过目修改，个中原因不外乎是“怕闹”。当对稳定的重视超越了司法执法部门能够承受之重，有关部门就愿意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而当事人则会认定“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更为严峻的是，当热点信息应接不暇时，舆论会出现“重口味现象”——一般的冲突很难再刺激观众的味蕾，于是一些当事人会采用更激烈的言行，比如在报社门口集体喝药，社会秩序和法治权威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时候，简单地谴责“刁民”、“恶吏”，批评司法人员“不敢担当”、媒体“炒作”，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应当从社会、制度等层面进行更深入全面的反思。

　　情、理、法，一个都不能少

　　案件审判的程序和实体均没有问题，是不是就该无视引发的非议和抗议？一些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觉得问心无愧，但总感觉对一些人“道理怎么也讲不通”，为什么？

　　因为具体事件案件是导火索，背后的社会情绪才是火药桶。弗格森案引发的大规模抗议骚乱，绝不仅仅是陪审团种族比例、警方应对方式这样的细节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国执法者与有色人种社区间长期的不信任。骚乱可以平息，但社会情绪和社会问题绝非一时能够消除。前述的国内司法热点中，背后也都有深厚的社会情绪影响：对粗暴执法的不满，对底层生计的同情，拆迁征地频发的矛盾，对官二代、富二代的反感，对商业环境和个人权益的担忧，对刑讯逼供等涉及司法公正、人权保障议题的关心等等。

　　在社会情绪积郁、社会信任缺失时，即便司法过程严格公正，但如果个案的判决结果与一些人的直觉判断不一致——比如浙江钱云会案——也往往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这是当前的一个常态。

　　法治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内心的信仰

　　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近几十年来有所改观，但裂痕依然未能很好弥补。美国的司法体系多年来不断完善，民众的法治意识总体较强，但仍然要面对争论和抗议。相比之下，中国当前是“压缩式发展”，正在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两百年的工业化、后工业化过程，各种矛盾问题在很短时间内集中喷发，面临的社会治理挑战较当年的美国更为艰巨。而转型期又叠加了信息化，社会多变、利益多样、矛盾多发、意见多元。在这种背景下，法治必须成为超越左右的社会基础共识，才可能弥合分歧，化解情绪。法治也必须成为民众内心的信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每个人都想尽办法钻法律的空子，那法治就会只剩下制度的空架子。

　　塑造社会对法治的共识和信仰，首先来自于司法实践的公正。“行胜于言”，要让民众在“每一个案中感受到公平”。同时，政府和公务人员要依法行政、带头守法。此外，还必须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各个层面，推进民主参与。对社会舆论意见的吸收，要有制度化的管道和专业化的团队。

　　此外，还必须意识到，法律来源于实践但高于实践，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法律的深意和精神。法治再合理完备，在实际司法执法中，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个人认识与大众共识，难免还会有磕碰。加强普法教育，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让舆论监督更加科学化、理性化，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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