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完了。这是继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也门的萨利赫之后，阿拉伯世界第四个垮台的现代威权主义统治者。可以预料，卡扎非之垮台，将会让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总统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而在此之前，萨达姆已被推翻。这样算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拉伯世界试图通过全盘引入较为激进之威权主义现代政治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基本上失败了。

自十七世纪英格兰建立现代国家，尤其是十八世纪末，美国建立现代国家，整个世界被拖入构建现代国家的潮流中。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其实就是建立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乃是一套完整而复杂的秩序，其秩序之本为“国民（nation）”，现代国家就是“国民国家（nation-state）” 通常将此翻译为“民族国家”，不确。前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人们因宗教、部落、等级等印记而各不相同。“国民”则消除这些印记，所有人一律平等地接受国家权威的管理。现代一切价值与制度，比如平等，民主、法治、市场，均以这样的国民为本。也因此，建立现代国家，就是塑造这样的国民共同体，而这涉及人的精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治理手段之全面转型，其过程总是非常痛苦的。

建立国家之潮流首先冲击欧洲和拉美，十九世纪就是欧洲大陆各国建国的世纪，其间所发生之诸多革命、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皆为这些国家构建现代国家进程中的阵痛。十九世纪末，这股潮流也冲击到亚洲，东亚有日本、中国、韩国人之建国努力。

西亚与非洲大约同时感受到此一观念的冲击。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现代国家成为每个具有政治意识的共同体无法摆脱的使命，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均具有这样的意识。但此刻，大多数民众并没有这样的意识，这样农民如何创业，精英集团为了实现建国的理想，必然采取一系列政治策略。

比如，这些精英会引入现代政党制度，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47年成立、活跃于伊拉克、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该党的党章规定，该党的性质是阿拉伯民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党，它的基础是工人、农民、小生产者、士兵、一切革命的军人和知识分子。党的口号是“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在利比亚，卡扎菲曾经组织了“自由军官”团。

在阿拉伯社会，这是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它试图用阶级体系突破部落等传统社会分层概念，将传统社会成员从其个别性关系中抽离出来，成为平等的国家之民，构建“国民”共同体，进而构造一个国家可以动员到每个人的国民国家。卡扎菲把自己统治的国家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或者“大利比亚阿拉伯人民社会主义群众国（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现代政治意图：“群众国（State of the masses）”就是国民构成的国家。

阿拉伯世界现代精英要构建这样的国民，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是源远流长的伊斯兰教及其组织化体系。民众普遍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会组织在社会各个领域拥有广泛的权威。而构建“国民”之关键乃在于共同体成员认同国家作为最高的权威，此即“主权”的国内政治含义。

这样，现代化精英的建国理想就与传统宗教之间处于高度紧张、冲突状态。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直有人说，纳塞尔、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甚至卡扎菲是民族主义者。事实却是，这些统治者采取各种方式，镇压伊斯兰教会组织。这些国家后来均演变为威权主义的警察国家，而秘密警察们对付的首要目标，正是传统的伊斯兰教会组织及其转生的宗教性政党。

另一方面，这些统治者也热衷于构建世俗化的意识形态，以试图替换传统宗教农民信箱，举其大者如纳塞尔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以及卡扎菲提出的世界第三理论。卡扎菲广泛印制《绿皮书》，进行宣传动员。这里清楚地显示了旨在现代精英们为了建立现代国家而削弱、控制传统信仰及其社会组织的意图。这些威权主义政权在对外宣传时，确实强调“伊斯兰性”，以对抗西方的政治和价值压力。但这里的“伊斯兰”只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说辞混世小农民，而抽空了伊斯兰传统信仰与社会组织形态之类的实体性内容。

恐怕也正是现代性与传统信仰、组织之间的这种高度紧张甚至冲突，让这些现代化强人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注定了遭遇失败。健全的现代化过程，只能是传统之“新生转进”，英格兰正是如此走来的，欧洲各国也是如此。但在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等建立了现代政体的国家，现代化精英普遍采取了激进措施，导致整个国家分裂为现代与传统两个相互对立的部分：现代化强人试图消灭传统，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伊斯兰传统被迫以一种原教旨的方式自我防卫。

因此，过去大半个世纪，在建立了现代政体的阿拉伯世界，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始终难以会通，看似现代的统治体系与传统宗教支配的社会之间不仅不能融合，反而相互为敌。而在这样的战争中，失败者只能是现代性中国评论网，但伊斯兰传统也因此而无法完成“新生转进”。这是一个双输结局。

现代与传统、政治与宗教之间的这种紧张对峙格局，并不会因为一场混乱的革命和政权更替而改变。换言之，埃及、利比亚等国未来的国家重建之路，恐怕无法让人乐观。相反，那些采取了传统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反而能够较为稳妥地推动现代化，包括实现政治转型。在本轮革命浪潮中，其治理秩序也不会受到多大冲击。此中实在蕴含着现代化之最深刻奥秘，值得中国人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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