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实习编辑 叶倩倩

近日，一段疑似男子拐卖小孩被打的视频引起网友热议，广西省南宁市马山县乔利乡苏博村的一位商店老板（小孩姑姑）见小孩跟陌生男子在一起，以为该男子拐卖小孩并大声呼救，引起周围群众围观并对该男子及其家属进行殴打。后经警方查明该男子是向女孩问路并买饮料表示谢意，不是拐卖儿童事件。

对于这种乌龙事件，网友各执一词，有人认为“问路就不应该找小孩，找了人问路说声谢谢就走开，不应该买饮料”。还有人认为“虽然打人不对，但成年人向小孩子问路，谁看到都会怀疑，被打这事也难以避免，最好还是向交警、环卫工，临街店铺店员等问路比较好。”

而这种疑似拐卖被打事件在生活中也绝非个例——

2018年7月25日，杭州一年轻妈妈好心带着迷路男童找寻其家人，结果却被孩子的父母亲误认为是人贩子遭掐脖对待。警方介入处理，双方各执一词，迷路孩子父母坚持认为，对方是在拐骗孩子，而另一方表示是被冤枉。

2017年5月7日，在河北省辛集市，54岁的舒丙友发现一个孩子跑到马路中间。因担心孩子遇到危险，他挥手示意孩子回去，并准备下车将孩子抱到安全地带。他还没接触到孩子，就被孩子家属误以为要偷孩子，遭到殴打致其身体多处受伤。

2016年5月30日，三名男子到广西桂林收购药材，因向小孩问路，被当地人当成欲拐卖小孩人员，次日一村民带20余人用铁棍、铁锤将三人打成重伤。警方查证后辟谣了此事件，三人不是人贩子。

对于民众来说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绝对是罪大恶极的，他们深深伤害了太多家庭，让人们谈其色变。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失踪儿童有20万人左右，找回的仅占0.1%。人贩子给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带来的伤害都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能理解家长看到可疑人员和自己孩子在一起时的愤怒和害怕。而且随着近年来儿童拐卖案件的频发以及国家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严厉打击，公众对于这类案件的警惕心理大大提高。防患于未然，这是值得肯定的。并且，也有很多案例证明事前防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拐卖儿童悲剧的发生。所以公民有警惕心理是正常的，甚至对于保护孩子来说也是必要的。

但在这类事件上过于草木皆兵真的是对的吗？

当人们在街头看到陌生人员和孩子在一起，便盲目认定其一定是人贩子，对可疑人员进行暴打，这未免太过武断和冲动。就这件事件而言，村民发现陌生人和孩子在一起，可以先对双方进行询问，通过沟通了解看是否有可疑之处，还可以进一步报警让警方来处理，这样很容易就能弄清楚事情真相。而不是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就一味认定对方是坏人，对其进行殴打。

这让笔者联想到了之前发生在印度的一起悲剧，一位印度谷歌工程师给孩子发巧克力被当地村民当成人贩子，遭2000人围殴致死。一位网友言论让人记忆深刻：“对此事大部分人的讨论都集中在谣言会杀人以及如何管控谣言的层面，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整体社会的文明水平低下和法治意识淡泊，老百姓碰到了违法犯罪嫌疑事件首先想到的不是去追求法律裁判，而是凭个人感觉随意裁判并纵以私刑，悲剧就难以避免了，谣言只是导火索，没有法律意识的乌合之众是炸药。”

法律意识的淡薄，使人们遇到此类事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报警，让警察来处理，而是自己下意识判断处理。这正是《乌合之众》中描述群体行为的特征，群体对于集合活动的热衷以及理性的消失。一听到有人说这可能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大家就一哄而上，没有任何思考而言，有的仅仅是为泄私愤，将内心潜意识的劣性释放了出来。并且就算有人想到了法律的存在，也会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加入群体的无意识行动中。

不管对方是否是人贩子，公众也不能动用“私刑”来处罚他。况且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大多数群众都是抱着从众的心理去围观，殴打可疑人员。更有甚者抱着“管他是不是，先打了再说”的态度去施加暴力，事后用误会来解释一切。而这类人势必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并且，在现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对陌生人员多加询问，都一味认定这就是拐卖儿童的坏人，这也体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沟通变少，信任度降低。正如上文所列举到的几个案例，本应是释放善意的好事，却在村民或是父母的不相信中变成了拐卖儿童的暴力事件。倘若孩子亲属能稍稍询问一下，便能弄清事情真相。而这类事件也和“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难题一样，“路边看孩子有困难，帮不帮？”。倘若陌生人散发出的善意都被曲解，那么整个社会将会被冷漠包围。

对于可疑或陌生人员的确应当保持警惕心，但草木皆兵就会产生过犹不及的结果。应当保持理性，在确定不了的情况下将其交给警方处理，切莫越过法律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