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沅是在村里小卖部旁边玩耍时不见的。焦急万分的爷爷奶奶在当地一座庙附近的路上发现了孩子的小脚印。然后，就什么线索都没了。

村民们在池塘里搜寻，逐个查看水井。他们找遍了废弃的房子和甘蔗田。几个小时后，他们打电话把在附近城里打工的孩子父亲叫回来。孩子父亲报了警。

那是今年1月发生的事。将近一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线索。每天早上到工厂上工前，兆沅的父亲陈升宽（上图）都会到湛江（中国南方的一座小城）的幼儿园和公园寻找孩子。他蹲在马路牙子上，扫视着路过的孩子。

“只有让自己找得精疲力尽，我才能放松些，”陈升宽说，这位28岁的父亲上肢健壮，但双腿因小儿麻痹症留下了残疾。“每天工作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孩子。晚上躺到床上也在想‘他怎么就凭空从村里消失了呢?’”

兆沅的家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实，即兆沅已经成为中国每年成千上万被拐卖儿童中的一员。这个行当将农村贫困人家私下收养儿童的行为与专门拐骗贩卖儿童的犯罪团伙联系在了一起。警方将兆沅失踪一案视为拐骗。

在中国，对婴儿和幼童（尤其是像兆沅这样的男孩）的领养需求很大。女童可能被养大将来作为新娘。少男少女被诱骗去卖淫或到砖窑之类的薄利行业充当免费劳动力。

在今年的年度募捐活动中，英国《金融时报》正在与“停止人口贩卖”组织(Stop The Traffik)进行合作——这家宣传组织致力于提高人们对这种现代奴隶贸易的意识。联合国(UN)已经在124个国家对受害者进行追踪。

许多情况下，界限都很模糊，特别是当弱势群体穿越边境以躲避冲突或寻找工作时。强迫劳动——中亚和东亚地区人口贩卖的主要形式——约占所有此类案件的40%，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每年由强迫劳动产生的私人营利高达1500亿美元。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被工作承诺诱骗的青少年最后发现根本得不到报酬，而且无法逃走。

“在许多案例中，人口贩卖并非一个有用的术语——或者它可能并非最准确的，”牛津大学(Oxford)迁移、政策和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on Migration, Policy and Society)的布里奇特•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说，“但中国的拐卖儿童现象是再清楚不过的人口贩卖行为。”

城镇化带动了儿童拐卖

像许多农民工子女一样，20个月大的兆沅与自己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整个村子里常住人口只剩几十个老人，砖房年久失修，路上长满杂草。陈升宽尽可能地多回家看看。从全家福照片中可以看出他对儿子——遗传了自己长长的睫毛和灿烂的笑容——感到多么自豪。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像陈升宽这样的年轻人潮水般涌入不断扩大的城市。这为人贩子诱拐像兆沅一样在半废弃乡村或城中村玩耍、但又无人照看的幼童带来了机会。

等到陈升宽回村寻找儿子时，兆沅可能已被带走多时。人贩通常将喂过安眠药的熟睡儿童交给年轻妇女，由后者带上长途汽车。经过在火车站再次转手后，幼童可能被带到中国12万公里铁路网通向的任何地方。

“诱拐儿童与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有关联，“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家皮艺军说，“农民工越多，留守儿童就越多。”

陈升宽所在的广东省近期破获的拐卖案件显示，被拐儿童的售价从1万元人民币（合1500美元）至10万元人民币不等。男孩的售价平均而言是女孩的两倍。大多数被拐儿童都在中国境内转卖，但也有部分最终被跨国领养——加入数百万被迫跨越国界的人群中，跨境人口走私已成为一项不断扩大的全球性行当。

中国拐卖儿童问题与本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分不开的。人贩从计生政策执行不严的地区——像中国西南部的农村——诱拐儿童，然后卖到因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男性子嗣和新娘短缺的地区。在某些省份，买一个孩子的价钱比生育第二或第三个孩子所缴纳的罚款都低。中国城市以及发达国家中日益增多的不孕不育现象制造了更多需求。

多年来，对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严厉惩罚创造了健康且容易得到的婴儿的无限供应。男孩很快在中国境内被转卖；过去20年中，约有12万中国儿童（大部分为女孩）被跨国领养。

“独生子女政策通过制造短缺，给健康儿童——尤其是男童——贴上了价格。这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跨国领养市场，二是国内儿童失踪案件，”《独生子女：中国最激进试验的过去与未来》(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一书作者方凤美(Mei Fong)说。

但到了2005年左右，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松动，更多的夫妇可以承担超生罚款，避孕措施变得更加可靠。出生率出现了直线下滑。突然间，出生的婴儿少了。被跨国领养的中国儿童数量在2005年达到顶峰。2007年，中国开始对跨国领养实行资格限制，这意味着可领养的健康婴儿变少了。

晓松不见了

那一年，一对来自中国东部的夫妇在惠州（中国南方一座拥挤的工业城镇）开了一家服装店。他们让11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到附近商店买牛奶。途中，女孩停下和一个小伙伴玩了一会儿。当她抬起头看时，弟弟晓松不见了。

孩子的母亲雄水凤说：“我们连夜写寻人启事，贴遍了附近的大街小巷。”结果只招来了骗子。10天内，雄水凤与丈夫肖超华向来电话说知道孩子下落的骗子们支付了近4万元人民币。

“当有人说知道孩子的下落时，我的心扑腾扑腾地跳，”她回忆说。“你根本不会多想。”

肖超华说：“很快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事情很多。”由于无法得到广东警方的帮助，他开着一辆车身贴满全国各地失踪儿童照片的面包车来到北京，希望政府在打拐方面有所作为。

他遇到了一个名叫于建嵘的社会学家，于建嵘把失踪儿童照片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引起全国对拐骗儿童现象的关注。

在晓松失踪后的这些年里，爆出了一个又一个震惊全国的拐卖儿童事件。一位父亲在寻子途中，解救了数百名被砖窑奴役的的青少年。一位母亲发现她走失的11岁女儿在警察开的妓院里卖淫。医生骗父母放弃新生儿，计生官员非法关押无户口儿童，一些孤儿院买婴儿供海外领养。

一些像肖超华这样的寻子父母建了个志愿者网络，他们在全国各地四处寻找被拐儿童。雄水凤说：“在我们所到的城市，对这种事已经有了大量宣传报道。但在乡下，人们还不知道要防范拐卖儿童的人贩。”

这些失踪的孩子牵动了全中国人的心。几十年的动荡、人口流动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使许多中国家庭离散。“宝贝回家”(www.baobeihuijia.com)的网站上公布了大约1.5万个寻人启事，还召集了约2万名志愿者。在发帖者中，有的是多年以前被迫放弃孩子的父母，他们发帖寻找孩子；有的是被收养者，他们希望找到亲生父母；也有帖子是寻找失踪成年人的。这个网站就像一幅由悲伤与希望织成的挂毯。

面对公众的愤怒，中国政府上月修订了刑法，收买儿童将受到惩罚。此前也有法律禁止遗弃、诱拐或贩卖儿童，但仅在近几年来因独生子女政策放宽，以及拐卖案件更为引人注目，相关法律才有所执行。

维权人士希望近期中国出台的放宽一胎化政策能减少拐卖儿童行为。但他们也担心这可能会减少可领养婴儿数量，从而形成更强大的拐卖婴儿的动力。

民愤

2009年，随着拐卖儿童现象受到公众关注，公安部开展了全国打拐专项行动，还建立了DNA数据库以比对失踪儿童与父母的DNA。打拐专项行动的目标是解救被人口贩卖团伙拐卖的婴幼儿。

皮艺军说：“警方有压力，要提高破案效率，他们希望看到更多儿童获救，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当人们想要知道人口拐卖情况时，警方却不愿谈论。”

自2009年起，报道的人口拐卖案件数量和被拐儿童获救人数双双急剧攀升。“宝贝回家”一年大约会收到1000份求助申请，这对于儿童拐卖数量来说可能是个很好的替代指标。据官方统计显示，2009年被拐卖妇女儿童为6513人，至2013年飙升至20735人。新闻报道称2013年有2.4万名妇女儿童获救，2014年为1.3万名。警方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支持者们认为将收买儿童定罪将阻止拐卖。但新法律却意外引起了分歧。在中国农村，通过非正式中间人买卖儿童有着悠久传统。被卖儿童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拐骗来的。

广东媒体《南方都市报》(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对省级法院过去两年审理的380起人口贩卖案进行了分析。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儿童是被他们的亲生父母或近亲卖掉的，原因包括家境贫困、逃避罚款，以及未婚生子。

当人贩子被逮捕后，部分被拐儿童回到了亲生父母的怀抱，但有些被卖儿童不是拐来的，他们则因此离开了自己在这个世上唯一知道的家庭。公安部打拐专项行动有个网站，上面有数百名“获救”儿童因无人认领而留在孤儿院。

雄水凤不认为有些父母可能没意识到他们买的是偷来的孩子，尤其是晓松这么大的孩子。她说：“养父母可能会想这又是一个被卖的孩子。但没人会卖男孩！”

晓松今年应该14岁了。他的样子可能已经不大像他父亲面包车上贴着的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男孩穿着妈妈织的毛衣，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

肖超华说：“我就想看他一眼，知道他过得怎么样就行。”

陈升宽也面对着类似痛苦的等待。他十几岁时就加入了民工潮，离开村子外出打工。他在湛江市一家雇用残疾人的工厂找到了工作，还在厂里与曾华容认识并相爱。今年10月，两人第二个儿子兆瑞出生了。

为了寻找兆沅，陈升宽已经花掉了3万元人民币，他担心第二个儿子的降生会让他更没有余力寻找大儿子。“我很开心，可同时也很难过。家里有个孩子，还有个孩子失踪了。有时候我都不知该怎么办。”

兆沅失踪已经11个月了，他可能又长高了一些，他也许已经听不懂祖父母的雷州方言，甚至不再记得自己的名字。陈升宽在幼儿园大门外发现兆沅的几率非常小，但他没有别的办法，除非彻底放弃。

陈升宽说：“我相信只要一直找下去，我就能找到他。我希望他记得我，记得我是他爸爸。”

Luna Lin、万丽、Anna Hsieh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