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性工作者进行无保护性行为，感染HIV的概率更大”，这句话是一个客观的流行病学判断，还是一个道德判断？“性工作者，从整体上看，违法概率更高”，这句话是一个事实判断，还是一个道德歧视？
这些问题，内心不难给出答案，但在“弱者高尚”的舆论氛围中，却又很难公开回答。最近诸多涉及性工作者的社会事件中，有些人就认为，性工作者“伤痕累累的心更不耐磨”，似乎认为妓女比处女更脆弱，更高尚。

“妓女高尚”的论调，往往是通过观察一些特定场景，比如义工组织的活动，从而得到结论。不过，不深入的观察往往得到不全面的判断，比如李婉仪一案，她在性交易前先收五百元，之后，鸨母电话中恐吓嫖客，李再用玻璃瓶打伤对方，并自行在客人银包内取走应得“肉金”。这当然不意味作奸犯科的警察无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塑造一个完美无瑕的受害者。本质上，以这些特定场景对妓女的道德评价做出颠覆性的结论，可以看做一个审美上的“逆向破译”。对于少数急需道德营养、需要正能量的人而言，这种“道德破译”推翻几千年社会沉淀下来的判断，得到极度反差的结论，既满足了他们通过这种破译取得智力升华的感觉，又能尝到道德刺激下的内啡肽快感。
在这种道德破译之后，“我纹身、抽烟、喝酒、说脏话，但我知道我是好姑娘”的逻辑，反过来藐视世人，形成对普通人的道德压制。不过，世人虽没有道德优势扔出石头，可耶稣也没说过，妓女有道德优势向世人扔出石头。
其实，道德高帽并不那么好戴，反而非常危险，道德赞誉从来都暗伴道德要求与道德绑架。因为道德高帽在逻辑上必然迎来一个递推：既然高尚、既然是迫于环境，那么，当“人民取代了剥削阶级”，她们就应该诚实劳动。这在逻辑上是非常连贯与自洽的。
在中国历史上，正是那些不断从正能量中汲取道德快感的人，有“勇气”去开拓一个“人间的天堂”。但是，这个人间天堂，却注定没有性工作者的位置。某种程度上看，那些帮助她们、为她们煽情呼吁，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改造她们，当有了更多的政治资源的时候，温情脉脉的道德赞誉随时可以变为道德绑架，进而变成凶残的强制。
太阳之下无新事，只是人们太善于遗忘。所谓性工作者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无非就是阶级兄妹的说法换了个马甲。60年前，神州大地上的妓女改造，同样充满道德感召，“解救三座大山压榨下的阶级姐妹于水深火热”，甚至比今天这些抬高性工作者的说法更具道德感召，但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解救，准确的说是改造的过程是何等的残酷。
如果我们抛弃这种道德上不切实际的高帽，承认人类品质中的懒惰、好逸恶劳，承认不仅仅是为了温饱，而是为了更多更高的消费，承认这个群体在整体上并不具备道德优势，之后，才能进而承认这一切皆出于人类本身的天然缺陷，然后最终承认：“但是，她们有权利这样做”。这才是公共政策的正常逻辑。所以，妓女不需要高尚，她们需要的是权利。
以基本权利而非道德为基础的这种折中逻辑转折，使这个逻辑过程形成了“一个平衡”——恶与权利达成均衡。更重要的是，这个平衡能够保持稳定，不随外界坏境——比如“剥削消失、人民当家作主”而消失。因为相比外界环境，恶与权利都是人类社会中稳定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平衡上，社会才能建立起应有的、持续的包容，并且，更重要的是，止步于包容，无需给她们戴上一个道德高帽，也就当然不意味着本文开头那些事实判断应该成为禁忌。
我们身处其中的真实世界，并不那么容易激起道德快感，它常常让人感到无力、沮丧，然后，会生出对自发秩序的敬畏。在这之后，才会出现“性交易合法化”，“在监控下的毒品合法替代”，“免费供应安全套，干净的针管”等客观的、折中的、世故的，但最终却有更好效果，帮到更多人的措施。这些措施，是一种让步，是一种沮丧，是一种无能为力之后的敬畏，更是一种洞察世事的慈悲。

作为我个人，我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太多的道德营养。灰色的万千世相让人成长，洞察世事或许让人生出几分凉薄的感觉，但是，比起革命的热情，逻辑与理性之下的凉薄是更大的慈悲。

（图注：香港电影《金鸡》，吴君如凭妓女阿金一角，曾获金像影后。描述香港妓女生存状态，这一角色似乎是不可不提的存在。——编者注，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我们脱离开具体的议题，来观察社会观念的土壤。也许是因为社会富裕，也许是因为没有经历过严酷的社会主义试炼，香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逻辑不自洽：一边反强权，一边拥抱社会主义——从奶粉限购，质问大陆妇女的肚子，到煽情地给妓女戴上道德高帽。其实，从来如此，不管东方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幼稚病都是这样。1955年西蒙·波伏娃访问中国后，就盛赞中国领导人都是诗人和学者。但是，真的想好了吗？要知道，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来都是幼稚的热诚铺就的。

【注】：

本文副标题“与廖伟棠先生商榷”，所指为廖先生的《性工作者也可以说不》一文

而对于本文观点，廖伟棠先生第一时间作出回应：《臆断的“高尚”与妄想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