臆断的“高尚”与妄想的“道德”

【一】

刘文一以贯之的“高尚/更高尚”论，我的文章并不存在。如刘原文：“在“弱者高尚”的舆论氛围中，却又很难公开回答。最近诸多涉及性工作者的社会事件中，有些人就认为，性工作者“伤痕累累的心更不耐磨”，似乎认为妓女比处女更脆弱，更高尚。”（查看刘远举原文）

如果“有些人”是包括廖伟棠的话，请刘远举和读者从我原文检索一番，请问有何字句可以从中推断出“妓女比处女更高尚”一说？这是一种拙劣的逻辑误导，来源于作者的观念先行，继而使用“似乎”这种根本站不住脚的推测来过度阐释我的论点，这是臆断，而非推理。

“伤痕累累的心更不耐磨”只能推论出性工作者的心理承受力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她们对尊严非常敏感，所以才会有以自杀证清白这样激烈的举动。这才是我的“脆弱”说，请参考我原文：“如果他们能设身处地代入被强奸者的身份，去想象她们的处境，应该能理解一个性工作者在被胁迫的惊恐下被强奸时，她的身体和心灵和一个处女一样脆弱。而且，鉴于性工作者处于一个被歧视、上告无门的位置，她的无助感甚至强于一般可以依仗法律追凶的女性，因此痛上加痛，直至绝望。”

我的所有文章，都没有包含暗示“弱者高尚”这一命题，更谈不上刘文后面进一步放大的“妓女有道德优势向世人扔出石头”。

我一贯的宗旨是“弱者应该得到公平待遇”，且谁都没有道德优势向别人扔石头，这才是我的观点。因此，刘文下面所有基于假设我认为“妓女高尚”所做出的“商榷”都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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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刘文把我要求平等对待性工作者的倡议等同于上世纪50年代对妓女的改造，更是完全曲解我的立场。我不认为性工作者是不正当职业、也不认为她们/他们是堕落者、不道德者，谈何改造？谈何解救？我所追求的是正视性工作者的存在，从医疗和法律上保障她/他们的安全和人权。

如果说道德判断，刘文如此才是货真价实的道德判断：“承认人类品质中的懒惰、好逸恶劳，承认不仅仅是为了温饱，而是为了更多更高的消费”，一个性工作者要得到比较正常的收入，所要付出的劳动和身心消耗实际上不亚于一个体力劳动者，另外还要计算上生理期间、被整顿期间等的无法营生，“以性交为工作等于好逸恶劳”——这是性交易中享受者一方的主观想象，TA们往往一厢情愿地认为性工作者的呻吟是因为TA们施与的快感。

如果承认性工作也是工作，就不能道德歧视她/他们对更多更高的收入（不是消费，很多性工作者过着节俭的生活，为求存下更多的钱给家人，以及预防不能从事性工作的一天）的努力追求，因为一般劳动者都有这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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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刘文反复提到的“道德快感”不知从何说起，本人不是浪漫主义者，从来不用“神女”指称性工作者，也没有“拯救”过一位“失足女性”，更没得到过NGO团体或道德家的褒奖，我从来不用道德获得快感，我和普通人一样只有身体的快感和创造的快感，不知道道德和不道德竟然还有快感。

反而刘文强调的“包容”，也许带有一定的道德快感，因为我们都知道，“包容”这一行为多少有点上下倾斜，是“文明”、“有理”一方对相反的一方所施与的慷慨。

至于刘文幻想的性工作者“藐视世人，形成对普通人的道德压制”更是大大远离他呼吁的“事实判断”，无庸讳言，在华人社会无论中港，普通人基本上还是歧视或者蔑视“妓女”这一工作的，认为“妓女”无道德可言，你从哪里找得出一个“妓女”道德压制普通人的案例？她压制得来吗？这论点岂不太超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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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刘文最后的“也许是因为社会富裕，也许是因为没有经历过严酷的社会主义试炼，香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逻辑不自洽：一边反强权，一边拥抱社会主义”一说，暴露出他对香港社运历史、现状的完全不了解。

经过一次次社运导致的蜕变与分流，香港目前的政治光谱中，左派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传统左派，有的拥抱毛派阶级斗争论，有的持托派不断革命论，都不为政府受落（至于被受落的所谓左派，我们称之为建制派，他们实际上与商界右派是一伙）；二是在近年社会运动中日益壮大的左翼行动者，他们反对政治强权和金融、地产霸权，与其说他们接近社会主义，不如说他们按照激进程度分别接近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刘文以六十年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导致的盲目，来套在21世纪的香港，是一种落伍的想当然。反对个人崇拜和专制，反对官僚，反对各种名目的不平等、各种名目的对自由的管制，已经是香港社运界的基本共识。

而正是基于对“人生而平等、自由”这一基本认识，我们选择了支持性工作者维权，反击对性工作者的误解和诬蔑。这一点，在香港也是进步左翼、基进派基督徒、自由主义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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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后，我有一点与刘先生有共识，“妓女不需要高尚，她们需要的是权利”，因此我会在互相理解、尊重的基础上，继续支持她/他们争取权利，希望刘先生也能付出行动促进这一良好愿望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