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人性 改造国民性成徒劳

在中国人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中有一个细节常常被忽视，那就是将“民族劣根性”一词与一位作家紧密结合，而这位作家就是一直稳坐圣坛的鲁迅。“民族劣根性”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经典总结，而改造国民性就成了鲁迅毕生努力的目标之一。鲁迅并非国民性改造学说的始作俑者，也不是探讨该问题的最后一人；可以说，探讨国民性改造方面，晚近中国前有梁启超、辜鸿铭等“古人”，后有柏杨、李敖等“来者”。为何一提到国民性问题，人们自然地就想到鲁迅？那要感谢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人，一直坚持收录大量他的文章。

在中国，几乎全民都学习过《藤野先生》，所以都能讲出鲁迅弃医从文的典故来——“以手中的笔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来医治国人麻木的精神疾病。”这种以笔作刀，试图改造国民性的尝试就成了鲁迅的标志，也成了后世写批判文章人学习的榜样。国民性是族群的群体内在特征与外在表现形式，有异于他族的个性，更有基于人性的共性。鲁迅试图通过为精神作手术来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明显忽视了国民性来自人性这一特征，出发点就错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存在所谓的“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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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劣根性”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经典总结，改造国民性是他毕生努力的目标之一。图为以清末为背景的话剧剧照。

鲁迅的遗产 为中国人烙上“红字”

鲁迅对民族劣根性的总结与批判深入国人的骨髓，于是任何社会上的不良现象，都习惯性地归结于民族劣根性，让中国人一直心存极强的弱国心态。官场贪腐滋生，分析家认为是中国人劣根性造成的结果；中国人出境旅游时，在名胜古迹上刻字，道学家认为，都是民族劣根性造成的。中国人“太认真”，属于劣根性，要不得；中国人太冷漠，属于劣根性，理应改善；中国人不团结，属于劣根性，应该改变等等。中国人几乎永久性地背上了“劣根性”的烙印，如霍桑笔下的海丝特·白兰一样，要永远佩戴那个代表耻辱的红字。”

所谓民族劣根性，全是人性的自然体现，冠以“民族性”的帽子就显得堂皇了很多。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基于人性的各种卑劣根性，所以西方基于人性本恶论进行制度建设，将规约人性作为制度的重要目的。然而，一直推崇人性本善的中国，遇到所谓的劣根性就痛恨，并认为那是特殊民族、特殊环境养成的，所以要改造，要改变。基于民族劣根性而形成的弱国心态，更让中国人背上沉重包袱。于是，改造民族性、国民性就成了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英勇行径。改来改去，也改变不了人性，鲁迅辛苦恣睢的努力，不过是为大家烙上“民族劣根性”的永恒印记罢了。

文化传统 基于人性的自我演变

鲁迅等试图改造国民性的老一辈学者找到的分析原点不是人性而是文化和传统。如，鲁迅对传统礼教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酣畅淋漓，可是，如今传统礼教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近百年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依然没有改变。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痛批让不节烈的妇女承担国家衰亡责任的行为，进而提出传统礼教应承担国家衰亡的责任。其实，不节烈夫妇负责也好，传统礼教负责也好，两种观点的内在逻辑是同构的。传统文化也好、制度也好，都是基于人性而形成的，都有一个自然的演变规律。用外力扭转或改造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鲁迅希望通过思想运动或文化运动，将满身民族劣根性的中国人改造为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公民。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及同时期的激进派开展文化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割裂了传统，导致传统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被否弃，而新的价值与观念由于水土不服又没能建立起。文化传统有一个自我演变的过程，有自身的自生逻辑。这种通过外力连续刺激的方式，难以达到文化革新的新高潮。他们这一代人归根结底是忽视了人性与国民性的关系，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关注过人性。

鲁迅希望通过思想运动或文化运动，将满身民族劣根性的中国人改造为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公民。图为三味书屋。

传统的回归 保守主义的认识路径

文化传统源自人性，文化传统又塑造国民性。所以，国民性改造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换句话说，国民性本身就无法改造。这就是为什么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最终酿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暴力行为，无论是打倒孔家店还是试图将汉字拉丁化，都是这类力求改造国民性行为的间接后果。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认为的一样，国家在地理上和历史上的是民族的载体，它体现了人的社会功能，世代相袭，并形成值得尊敬的传统。人们对于传统只能满怀敬意地加以珍惜，小心翼翼地加以维护，而决不可以动辄加以否定，乃至砸烂。如果批孔的吴虞地下有知，或许会对自己生前的年少轻狂报以歉意的微笑。

伯克的保守主义观念来自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刻理解与批判。保守主义观点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丑恶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补救之道是求诸经受了漫长时间考验的传统智慧。”鲁迅时代的文化运动，反保守主义其道而行之，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新的文化，反而给中国造成了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负担。鲁迅时代的人，有深厚的旧学素养，所以割裂传统对他们没有影响，但对后世却影响深远。近来，有统计数字显示，《红楼梦》为无法读下去的名著之首，足见当代人与传统相互割裂之深。

从文化到政治 国民性改造的蔓延

文化是制度的基础，对传统文化的否弃与批判必然动摇政治制度，所以文化运动的后面紧接着必然兴起政治运动。文化上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反映到政治上就是政治变革或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的政治逻辑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但在制度建设上很难出新，顶多是将“丞相”换成“宰相”，或将“父皇”改称为“阿玛”。国民性改造一旦蔓延到政治层面，所改造的核心就不是文化，也不是国民性了，而是人性；然而人性又无法改变。这样的逻辑结果是，人性中更为幽暗的一面被激发出来，酿成无数恶果。这个逻辑过程是鲁迅没有看到的。

保守主义思想认为，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文化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必然带来社会的混乱。这种社会混乱和无序状态将摧毁人类文明积淀的传统，带来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并呼唤“利维坦”来加以拯救。于是，一种新的专制强权必然会出现。权力有天然的自我扩张性，专制强权更是具有扩张的天然优势。所以，专制独裁统治恢复秩序后，不会过度到自由民主的制度，反而会陷入比之前的制度更为专制的深渊。启蒙运动引发的欧洲革命与混乱，最终以全面欧洲革命和几位政治强人轮流坐庄而结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后续的政治运动，造就的是袁世凯等人的集权统治。

文化是制度的基础，文化上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反映到政治上就是政治变革或暴力革命。图为王广义油画《艺术与权力》。

国民性改造理念美好 结局往往是专制

国民性改造的逻辑起点在于国民性可以通过外力的方式进行改变，本质上是要对人性进行改造，其必然涉及对国民性的评价：什么是好的国民性？谁来规定国民性的好坏？由谁来执行改造的工程？如果将改造国民性委派给没有道德瑕疵的人，那么又该如何约束他？即便这些问题能在逻辑上得到解决，在现实中却面临着诸多问题，结果往往是有道德的人成为专制独裁者，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以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统治为例，当他刚回到日内瓦时，受到了自由市民和地方当局的欢迎。加尔文因为个人的修养与坚定的理念，为人们勾画出了理想国的蓝图，深受追捧。邀请他回来统治的人们陶醉在一统蓝图中，然而，在现实的政治运行中，加尔文逐渐变成了独裁者，用严苛的手法要求每一个人。人们起初认为，加尔文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后，出于道德的考量，慢慢会变得不那么残酷。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教规”越来越严格，加尔文也变得日益残暴。日内瓦民众终于醒悟到，他们招来的不是并不是一个在思想上恢复生机的人，而是将镣铐加在他们身上的独裁者。天国美梦终于被残酷的现实打断了。

同样的例子，在世界上并不鲜见，基于改造国民性和社会的良好愿望，往往引导人们通向奴役，其结果是独裁与恐怖统治的出现，因为这种改造忽略了人性本身的千差万别，用一律的方式来针对每个人。国民性改造往往通过思想改造的方式进行呈现，用人为规定的“教规”、“法令”、“道德”来要求每一个人，对于不服从的人往往用强制手段的逼迫其屈服，最终结果不是达到了理想国，而是古拉格。

历史一再为人类提供这样的教训，然而人们总是不能避免对理想人格和国民的期待，总是寄望于通过国民性改造达到一个新世界。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讲述了一头名叫“拿破仑”的猪的经历。它通过最初的思想文化运动，进而发动了政治运动，最后推翻了人类的统治的。随后，它通过各种改造运动将政敌一一剔除，形成了专制集权的统治。这场闹哄哄的运动结束后，领袖拿破仑站了起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并完成了从猪到人的蜕变。这个蜕变本质上是经过了血雨腥风之后，重又回到了传统。中国在经历数次国民性的改造后，国民性并没有出现长足的进步，因而今天的人总在感叹人心不古，期望再一次国民性改造，然而，这恰恰是歧途。

历史传统有自我连续性 应遵从文化演变规律

今天重新评述鲁迅，我们并不是要对他进行道德或政治上的评价，因为任何这种评价都不能避免政治偏见，我们所要思考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改造思维。事实上，鲁迅文章撤出中学教材本身并非惊天地的大事，也不会影响喜欢鲁迅的读者继续读鲁迅的文章。放在今天，如何看鲁迅和他的文章，仍然充满了政治含义，由于长期的造神运动，鲁迅被推上神坛，让他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家，因此，撤出鲁迅的文章才会显得争议巨大。

在这里，我们并不讨论是否该从教材撤出鲁迅的文章，而是思考鲁迅对国民性的描述及改造思维。无法否认，鲁迅描述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存在的，至今依然，但这不是要对人进行改造的根本理由。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强调，中国古代的制度不应以“专制黑暗”四个字来抹杀，因此完全否定传统和中国人固有的秉性，有违文化与历史的传承，其必然带来糟糕的结果。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鲁迅的文章带有极强的时代烙印，也有大量的偏见。站在当下的历史冷静回顾鲁迅所处的时代，可以发现，正视传统，遵从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似乎较为妥当。在对人性及国民性的认识方面，在文化与传统的延续方面，不妨承认人性的不可改变，用制度的方式来约束人，而不是借助思想改造的方式来进行大刀阔斧的国民性改造。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鲁迅的文章带有极强的时代烙印，也有大量的偏见。图为文革时的鲁迅画作。

衣食足则知荣辱 告别鲁迅式国民性改造

鲁迅式的国民性改造出发点也许是良好的，愿望也是希望中国能够强盛，能够有新国民面对新世界，但是国民性改造的结果并未使中国人变得更好，国人读了几十年的鲁迅，也无法从中找到改造国民性的完美方案。因此，今天和鲁迅式的国民性改造告别，可以说正当其时，或许今天更应该重温管子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用更好的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来促进人的改变，而不是站在没有根基的角度高喊国民性改造。

告别鲁迅式国民改造并不是要告别鲁迅，鲁迅的文章今天依然有价值，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文章背后的时代和写作环境，让鲁迅回归文学，让国民性改造思维进入历史，如是，中国方能从“民族劣根性”的羁绊中彻底解放出来，才能从容的去面对时代的变迁，才能用务实的态度去解决自身的缺点。

告别鲁迅式国民改造，意在告别虚妄的乌托邦思想，意在告别靠改造改变人性的思维，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个人的思想与道德上，不如将希望寄托在制度上。

在未来，期望鲁迅不再是政治符号、文化符号，而是文学家，中国文化的批判者，中国人能客观看待鲁迅。启发民智，可以有鲁迅的文章，也可以有乔治·奥威尔、茨威格的文章，但却不能有改造国民性的念头。中国的进步是一条漫长的历史路，我们当重温胡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挑那重担，走那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