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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暗花明
    1978年，我在晋城县城里拉大平车，从煤矿往火电厂运煤，给生产队里挣钱搞副业，一车拉一吨多，上坡时全凭拉车人相互助推，每天饿得肚子咕咕叫。一天要拉十来趟，收工回到驻地已是全身乏力，黑糊糊的一身像下煤窑出来的，没法洗澡，只能用脸盆里的半盆水简单擦洗一下。
    那年夏天刚过完，觉得好长时间没见父母，就抽空步行九十华里回家看了看。这才知道父亲已去河南新乡落实政策了，听说中央有文件，能给57年错划右派的人摘帽子、平反。不知怎么回事，当时我总不太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并且还担心父亲这一去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把自己的担心告诉母亲时，她说不会有什么事，还说我爸在新乡有很多熟人，又不是什么人生面不熟的地方。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我父亲常常挨批斗，所以我始终对父亲的新乡之行担心。也许，母亲看出我放心不下父亲，怕我不进城给队里搞副业挣不到工分，母亲便一再催我走。
    然而，担心归担心，但也真心期盼着父亲在政治上能得到解放。因此，每天拉煤收工回到驻地，就盼着早点得到父亲的好消息。说也奇怪，那一段时间里每天都做梦，既有好的又有坏的。白天和同伴在一起拉车也在心中默默地为父亲祈祷，希望他老人家能摆脱二十年所受的精神折磨与枷锁。
    当后来得知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落实时，我的心中又特别的平静，感觉父亲本来就是好人，本来就不该把他打成右派。所以，我当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欣喜若狂的兴奋感。

     城市人改变不了农村习惯
     1978年9月中旬，父亲在新乡办好了父亲、母亲、我和弟弟的户口迁移手续。从此意味着我们又将成为城市人。
     但是，我们全家并没有像其他回城的人家那样，急着把家搬到城市去的心情，我们到新乡是一年以后的1979年11月13日。
    由于在农村18年的生活，让人感受了太多的苦难，全家人经常没吃没喝，冬天寒冬腊月穿不上棉衣棉裤，春天快过完时没有单衣换下冬装。不管是冬装还是夏装，上面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补丁，而且什么颜色的补丁都有。闹饥荒的日子，饿得人饥肠辘辘，头晕目眩。回到新乡能吃上洁白的大米饭和蒸馍，就觉得是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很知足、很知足，绝无生活上的其他奢侈之想。
    实际上，我们刚来新乡的前几年里生活过的非常紧巴，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总花不到下月发工资的时候，时常还得向他人借钱。因为我哥和我姐已结婚成家留在农村老家，我和弟弟又没个工作，再加上很多亲戚要来看望父母，人来客去的开销较大，所以我们的生活自然更紧一些。我们的一日三餐大多是稀饭，只有星期天中午吃一顿捞面条或大米饭，我们吃的菜大多是白菜和罗卜丝。父亲机关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生活艰苦，有时还像忆苦思甜似的，但他们这些人也常到我们家尝尝鲜。
   我们就这样在城市里生活着，直到我和弟弟娶妻生子独立生活，在穿衣吃饭等生活方面也没有多大的改进。我们兄弟两个没有被媳妇改变了我们，反倒让我们把两个媳妇们改变了不少。如今，她们两个也早已学会了做山西拉面与和饸饹等山西口味的饭菜，而两个孩子们也都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这样的生活习惯。

      在城市走自己的路
    从农村到城市，自己做人的本质没变。农村人的憨厚、正直、踏实和诚信，是自己在这个城市立足的根基。偷懒耍滑，我怎么也学不会，也从未想学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个城市交往的朋友也大多与自己是同一类型的人。
    虽然父亲是局长，但他清正廉洁的秉性，却是对我们子女进行言传身教最好的老师。对于我们子女的工作全靠我们自己，父亲决不允许我和弟弟打着他的旗号去走后门托关系。
    我到肉联厂车间工作，是从当工人到小组长，又从小组长干到工段长和厂部办公室主任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的。当企业不景气，自己遭遇下岗失业后，自己面对困难不低头，到民办学校和民营企业打工搞管理，一干又是13年。
    从农村回到城市的40多年里，本人于1984年至1988年，利用业余时间攻读大学课程，取得了汉语言文学和文学创作两个大专学历文凭，为自己上任各种不同岗位的工作打下了基础。由于本人爱好业余写作，自1984年8月发表作品至今，已在国家、省、地市等各级报刊杂志和网络忙媒体发表各种体裁与题材的作品10000多篇（首），并笔耕不止，力求精神快乐，笑对人生。
    历经人生风雨与磨难，方知什么是幸福。人的一生，可以说既有享不完的幸福，也有遭受不完的苦难。环境能造就人，每个人不是天生就该享福，也不是天生就能吃苦受罪，一切都在于你所处的环境。一个人只要不是懒汉和懦夫，只要想生存，就能随时随地克服所面对的一切困难。只不过，有一个令人痛苦的规律，凡是我们苦尽甘来时，人们大多已是年老体弱，疾病缠身。如果能够打破这个人们不喜欢的规律，那该是多么好啊！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