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些彻底问责就会少一些复出争议

      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中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近日以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复出。梳理过去几年一些问责免职官员的经历发现，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面对质疑，多是回应合规不了了之，网友称为被问责官员“带薪休假”的代名词。（8月2日《新京报》）
      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从“下台”转为“上台”，就是期待免职能够真正成为一种问责形式，能够起到惩前毖后的警戒作用。但免职官员总是悄然复出，甚至官级还得到了提升，显然会让公众认为此前的免职只是糊弄舆论的权宜之计；而简单回应“合规”，网友却只能用“带薪休假”来讽刺，则进一步透支了公众对问责有效性与坚决性的信任。可见，免职官员如此悄然复出，实则是一种双输。要打消公众的质疑，实现双赢，就需要给免职官员复出一个看得见的过程。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免职官员的复出本身不是一个问题，而问题在于以什么的姿态、什么样的程序才能让免职官员的复出获得公众认可，不衍生为社会信任的“次生灾害”。目前，我国《公务员法》及相关处分条例中，对公职人员的处分，只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只是规定免职官员“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可见免职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问责。公众之所以关注、质疑免职官员的复出，实质上是在期待问责制度的完善。
        对问题官员复出，人民网在2012年3月曾有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0.5%的人反对问题官员复出，认为“谁能担保问题官员不再出问题”；虽有6.4%的人认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一棍子打死”，但却有41.2%的人建议“问题官员复出要公示听取民意”，真正对问题官员复出不太关心的只有2%。如何担保问题官员不再出问题？如何让问题官员复出获得民意的认可？没有一个看得见的过程，即使理由再详实丰满，也难打消公众的疑虑，即使听取民意，民意也无从谈起，自然也就难逃习惯性质疑了。
       网友将官员免职讽刺为“带薪休假”，这也就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说，官员一旦被免职，就从公众和舆论的视线中消失了，免职期间享受着怎样的待遇，做着什么样的事情，表现如何，公众都不知道。在突然复出或者晋升之时，留在公众印象中的依然是一副“带病之躯”，产生质疑也就再自然不过了。实际上，体制内的人大概也都知道，官员免职期间确实如“带薪休假”，要么让了位置无事可干，要么管一点闲事。实际上，要让问题官员真正“知耻而后勇”，不因一时一事埋没了一个人才，就需要给免职官员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舞台。
       因此，要完善免职官员的问责和复出机制，除了在最后程序上要公开透明、要公示听取民意之外，重要的是要在免职期间的“治病救人”上下功夫，不能真正变成了“带薪休假”，变成了“躲风头”。一是在免职期间的工作安排上，可降职使用，甚至是重新从基层干起，当然待遇上也应随之相应，只是在复出的安排上，可以直接官复原级，甚至是提级；二是要主动公开公示免职期间的“改造”情况，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从而不埋没一个人，也不莣纵一个人，让免职官员以看得见的形式获得公信后再复出。
      看官员下台，不是民众的诉求核心，民众只想让“必须有人为此负责”落到实处；让免职官员不得复出，也不是民众的真正诉求，民众只是不想让一个问题缠身的官员再给自己带来噩运。因此，在免职本身就不是一种真正问责手段的情况下，组织部门也应该慎重对待免职的决定，不能为了缓解一时的舆论压力而违背组织本心，从而导致复出时的舆情“次生灾害”。也就是说，免职官员复出纠结的本质，还是在问责上，多一些彻底的问责，也就会少一些复出的尬尴与争议。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