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系统截止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官员接受调查，网络一片沸腾，姚刚的经历、权力等被掘地三尺。

证监会人事变动，已经牵涉到旧秩序的整肃，与新秩序的建立。目前调查相关人员是对清洗原证券创口部位以便手术，毒素已深，必须剜疮去毒。

到目前为止被“清洗”的人员如下：9月16日，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接受调查；8月25日，证监会发行部三处处长刘书帆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同月，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已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6月23日，证监会微博刊载，证监会发行部处长李志玲被开除，其配偶违规买卖股票。2014年12月1日，中国证监会网站消息，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涉嫌违法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回溯到2004年，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被西城区检察院带走。从上述名单看，现行发行制度本身已成为敛财机器。

某次会议上，与姚刚先生有一面之缘，他说话简洁，声音平缓没有过多感情，自带威严，不算傲慢，也没有官员惯有陈腐套话。如果没有在证监会的权力与资源，他会是个日子过得不错的企业家或者学者，家境富裕，生活体面尊严，事实上，他曾是高考状元，智商与情商不错。

多数证监会落马的官员与发行尤其是创业板发行有关。一个市场以融资为主要目标、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上市相当于取得通向金山的钥匙，租金可想而知。创业板惹人关注，是因为创业板除了硬性财务指标外，可以在创新的名义下进行多种操作，怎么解读都不错。

王小石曾是在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1996年左右进入证监会，2004年前后，王连凤领导的小组中从事深交所中小板筹备工作，当年11月4日，在学习期间的王小石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带走，《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原因有二：第一，他在2003年凤竹纺织过会的过程中售卖发审委员名单；第二，他在深圳某上市公司发可转债的过程中参与公关、介绍受贿。

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社会中，信息就是钱，出售发审委的名单比一些部门与企业出售客户名单，信息含量大得多。

刘书帆是姚刚的前任秘书。自2014年4月证监会内部轮岗后，担任发行部三处处长，该处主要负责创业板企业发行的法律审核工作。刘书帆供述帮助上市公司通过定增审核、获取内幕消息进行股市交易，获得贿款和股市收益上千万元。而李量此前则任职于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参与创业板发行法规规则制定及发行审核工作。至于张育军，曾执掌深交所8年时间，在任上筹建起创业板，随后转任上交所总经理。

并不奇怪，姚刚先生自2004年起升任证监会助理之后并同时兼任发行部主任，2008年其正式升任证监会副主席，负责筹备创业板。《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2012年分工调整，发行部和创业板部归属了姚刚分管，张育军分管基金部和机构部，这几个部门是证监会最具实权的核心部门。今年4月开始，姚刚不再分管有关发行工作，而接替他的则是证监会主席助理黄炜。

寻租租金有多高？从一个案例就可见端倪，上一次IPO重启，1月9日，奥赛康老股转让募集资金近32亿元，远高于新股募集金额7.84亿元，一个新规就可以平空获得32亿元。此举荒唐到激发众怒，未能成行。

不止一家媒体提及李量与姚刚等人，与令氏家族的基金有关，投资的上市公司总是能够上市，并取得高额回报。在创业板井喷的年代，令完成控制的私募基金汇金立方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汇金立方在创业板开板前一年成立，有着奇高的pre-IPO命中率。据统计，汇金立方投资过7家公司，这7家公司均快速在A股上市，其中6家都在创业板。而在此阶段，李量正就职于证监会创业板发行部。

媒体传言，姚刚与北大方正总裁李友存在北大医疗股票代持等违规行为，2015年年初，在证监会位高权重的姚刚则被认为是李友在监管层的“盟友”。《财经网》消息称，李友借钱给姚刚的儿子姚亮，用于购买方正证券3000万股股票;通过他们控制的成都华鼎公司，借钱给姚刚下属李量，用于购买北大医药2000万股股票。姚亮及李量因此获得巨额收益。

无论是李友、还是其对手郭家贵，在中国的证券市场盘踞的一股又一股力量，这些家族的财富与权力令人瞠目结舌，如果制度不变，没有姚刚也有张刚，没有李友也有李朋。

上市可以一言万金，审批也可以一条万金，通过市场资金挪腾，巨额财富被攫取洗白。资金市场的财富转移能力是难以想像的，恐怕以百万元为单位都是不入眼的小数字。

股票市场进行的制度性改革，从审核制改为注册制，从根本上缩小权力与制度寻租空间。

11月6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宣布重启因股灾而停止的IPO，突出发行审核重点，调整发行监管方式，严格执行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将审慎监管条件改为信息披露要求；2000万股以下的小盘股取消询价环节，直接上网定价；证监会将修订IPO办法，督促交易所、券商和登记公司技术改造。为了强化中介机构责任，将建立保荐机构先行赔付制度。

取消限价、询价等措施是第一步。有关部门变相承认发行权力过度膨胀导致不可节制的腐败，希望注册制挽救原有发行体系信用。不可否认，发行发审仍然手握重权，在中国这个信用不彰的初级市场不可能彻底废除审批，我们可以预料券商与公司之间的价格勾兑，别忘记，当初正是为了抑制价格勾兑、财富掠夺才有了审批，现在取消审批，不能指望券商与公司一夜之间成为道德完人，就像官员不是道德家一样。

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化的主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比如券商为所保荐、辅导的公司负责，这一负责不能空口说白话，而是让这些市场主体拿出真金白银，只有进行财富抵押，这些公司才能感觉锥心的痛苦，重启IPO设计保荐中介机构的造假先行赔付机制就是基于这一逻辑。

另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横亘在眼前，绝大部分券商是国有企业，惩罚券商出钱对高管无影响，只是政府从左口袋倒到右口袋的游戏，或者是政府出钱给投资者。惩罚上市公司，惩罚的是全体投资人，而对操纵者没有影响。

在财产权边界不清的市场，考虑到一切造假、一切操纵都是为了增加个人财富，因此，处罚的矛头不能对准边界不清的公司，最好是处罚受益的实际控制人，当他们因为财富而不得不背起责任的枷锁时，责任与义务才找到了对象。

人们一度神秘地议论上市公司发行关系网，神秘地磞出实权者的名字，无休止地讨论股神背后的致富贵人，这样的推测、行为逻辑，以及推测获得的证实，不仅是对正直观念的腐蚀，使许多人丧失意志同流合污，还使得机制成为财富掠夺的帮凶，建立责任与义务的根本对应机制，才能解决最大的难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楚江，letters.editor@f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