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恽代英夫人沈葆英携儿子恽希仲左一、孙女恽梅在烈士牺牲处合影

“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是我父亲恽代英青年时代写的一首诗《我》。 多少年来，每当吟诵它，我都非常激动，心中油然升起对父亲的无限敬仰：爸爸像一团烈火，照耀着我前进的道路；爸爸像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的心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90华诞，也是我父亲恽代英慷慨就义80周年。在我家的客厅，置放着由父亲堂弟恽圻苍教授创作的恽代英塑像，墙上悬挂着由书法家书写的《狱中诗》。仿佛，爸爸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再三打听方知父亲是谁 1928年我出生在上海，2岁时，父亲恽代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江东门。在这以后，我就跟着四叔恽子强藏匿在上海法租界，在那里念完了小学和初二部分课程。子强叔是上海中法大学制药化学教授，对我管得很严。怕我在外头惹祸，不让我乱串门，甚至父亲的名字都不告诉我。 大概在1939年，老师出了个作文题《我的爸爸》。我没见过爸爸，怎么写啊？回到家里，就问四叔。四叔说“你父亲是个好人，被国民党害死了”，别的什么都不讲。我只能在作文里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知道爸爸叫什么名字，但是爸爸一定是个好人，被国民党害死了。” 课后老师挺神秘地问我：“你爸爸到底是谁，是不是恽代英啊？”我说：“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还是在同学中间悄悄地传开了，背地里他们叫我“小共产”。我不明白“小共产”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到家里偷偷地翻报纸看，结果在四叔的一本《社会新闻》杂志里，看到了提到爸爸的文章。我很惊讶，心别别地跳。在我再三恳求下，四叔如实地告诉我，爸爸的名字就叫“恽代英”。 不久，日本对英美宣战，并迅速占领了上海。白色恐怖笼罩着孤岛，我们家在上海的处境非常危险。第二年春天，父亲的妹妹顺芳、我和堂弟希良、希郑、希友，跟着四叔秘密地乘坐小轮船离开了上海，到达了苏北盐阜新四军游击区，参加了革命。后来几经辗转，终于在1943年8月到达了我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与母亲团聚。当年我14岁。 对“学术救国”阐明自己观点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恽代英陈列室里，展出了许多烈士遗物，其中就有1923年父亲担任主编的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海出版）。那时候，父亲经常在《中国青年》上撰写文章，深入浅出地解释中国社会的各类现象，引导青年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中国青年》成为当代青年读者的“精神食粮”，生活中的良师益友，他们冒着危险传阅刊物。刊物越办越出色，每期销售量达到了3万份。 在母亲的一篇回忆录里，记载着父亲关心进步青年的故事。有一次，生病的父亲接到一位南京青年的来信，信中对流行的“学术救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父亲不能亲自写信，就由他口授、朋友记录，写了《学术与救国》的回信。信中指出：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中国，靠学术救国是不可能的。只有靠革命、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学才能救国。他打了一个比方，假定社会是一个工厂中国社会新闻网，社会科学便是工厂的管理法，没有工厂管理法，单靠机械和机械式的工人是永远做不出成绩来的。父亲就是这样，对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不仅亲自复信，重要的还在刊物上发表，热情地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1926年初，父亲调任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但仍然关心着青年运动。他曾写过几篇文章中国评论网，批驳“国家主义派”的实质是勾结军阀、取媚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抵制工农运动。 父亲还鼓励迷途知返的革命青年，说：“你们的自新行为是值得我们钦敬的”，“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运”，希望你们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很多青年就是在父亲的教育下，振奋了精神，毅然投身到了火热的斗争中，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因叛徒出卖狱中暴露身份 父亲英勇就义的事母亲很少向我说起，因为她怕我幼小的心灵承受不起。长大后我从各种渠道了解了父亲慷慨赴死的壮举。 1981年4月，在江苏省委的安排下，年过七旬的母亲沈葆英带着我和大孙女恽梅来到南京，参观位于江东门的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在父亲牺牲的地方，母亲向驻军部队指战员和我的女儿，详细地述说父亲的最后日子。 1927年1月，在中央军校工作的父母亲在武昌家里举行了婚礼。数月后，蒋、汪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父亲参加30万人讨蒋大会后对母亲说：“看来今后的革命要由无产阶级领导了。”此后，形势果然越来越恶化，党内斗争也非常激烈。7月，国民党下令通缉父亲。父亲必须马上离开武汉社会新闻评论，他匆匆与母亲告别。后来，父亲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辗转去了香港。第二年，父亲把母亲接到了香港，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宝贵的大半年时间。秋天，党举行六大，父母亲被调回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在同党内左倾错误领导作斗争时，父亲受到了排斥，被贬为沪东区委书记。有一次到杨树浦怡和纱厂活动时，不幸被敌人逮捕。父亲机智地抓破了面容，隐瞒了真实身份，当局只得以破坏治安的罪名判了他5年徒刑。1931年初，父亲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在狱中，父亲领导难友又与敌人展开了绝食等斗争。 那年春天，在组织的安排下，母亲来到监狱探访久别了的亲人。在一间黑洞洞的屋子里，母亲见到了穿着黄色囚衣、戴着脚镣、脸色清瘦的父亲，难过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父亲则镇定地安慰哭泣的母亲：“四妹，我很好啊，我是被冤枉的。刑期满了我们还是能够团聚的。”又问“家里人好吗？”母亲轻声地说：“伍豪同志（周恩来化名）问候你。”说着，把带去的一包衣服和几本唐诗宋词旧书递给了父亲，说：“我和小毛弟都很好，他学会了走路，还会喊爸爸呢。”一听小毛弟（我的乳名）很好，父亲立刻宽慰地笑了，一再嘱咐要好好抚养和教育孩子。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会见竟是父亲与母亲的最后诀别。 一个多月后，正当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组织营救父亲出狱时，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叛变了革命，出卖了父亲。蒋介石急令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劝降。 在关押父亲的牢房视频社会新闻，王震南从黑皮包中抽出一张照片说：“先生，你认识他吗？”父亲用眼睛扫了一下，这是他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时的照片，没有作声。王震南冷笑道：“先生，你不必装聋作哑了。顾顺章和我们合作，你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吗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