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马学玲

　　在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这一文件坚持改革方向、问题导向，直面法治建设领域突出问题。

　　专家观察，这份近1.7万字的《决定》，不论是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还是在反腐肃纪或改革“硬骨头”等方面，几乎处处坚持问题导向，可谓“对症下药”，现实针对性突出。

　　力祛法治领域沉疴：四中全会祭出“干货”

　　“四中全会之所以备受中外关注，是因为它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 ，拿出了‘干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中新网记者分析。

　　如其所言，就连本次全会的主题“依法治国”，也是问题导向的结果。习近平指出，“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在汪玉凯看来，这份近1.7万字的《决定》，几乎处处坚持问题导向。其中，在立法方面，针对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等乱象，此次全会提出，“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以及“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等。

　　针对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问题，全会提出“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等一系列重磅措施。

　　面对司法领域存在的司法不公等“顽疾”，此次全会更是祭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诸多“干货”，冀望提升司法公信力。

　　而对于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等，全会则明确了“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等措施。

　　冀除腐败“顽疾”：中共建章立制从严治党

　　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看来，此次四中全会的问题导向思维，不仅体现在上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本身，还体现在从严治党方面。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四风’病根未除，防止反弹任务艰巨；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

　　张希贤援引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25日在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其实，中共对当下腐败问题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所以，从严治党就像一条红线，贯穿四中全会《决定》始终。

　　确如其言，虽然全会《决定》有关“腐败”或“反腐”的字眼并不是很多，都全篇无不体现中共从严治党的决心与力度。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这其实是在国家立法层面，对依法反腐、制度治腐作出部署。”张希贤对中新网记者谈到，依法贯彻从严治党的主张，依法从严管理领导干部，这是四中全会的一大亮点。

　　此外，全会《决定》在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方面也是着墨较多，并进一步明确“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

　　张希贤说，从严治党，就是把十八大以来的正风肃纪、反腐风暴用法治成果固定下来，以解决当下及今后面临的现实问题。

　　直面改革“硬骨头”：变“政策先行”为“立法先行”

　　事实上，除了上述法治建设和反腐肃纪方面的问题，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也是此次四中全会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方面。

　　不管是这份近1.7万字的《决定》，还是习近平为此所作的9千多字的说明，均在开篇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并指出，“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眼下，中国改革已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类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过去很多政策与现实远远不符。为此，此次全会变‘政策先行’为‘立法先行’。”

　　“长期以来，我们坚持政策先行，但是政策有灵活性，尤其在具体使用时，就会出现政策可‘软’可‘硬’、可‘长’可‘短’，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政策也会出现前后不一，比如在城镇化征地拆迁补偿问题上，政策的灵活性则导致拆迁难甚至暴利拆迁、暴力抗法等问题。”

　　在研究党建问题多年的张希贤看来，从“政策先行”到“立法先行”，这是中共执政方式的一个重大进步，有利于解决今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

　　全会《决定》亦进一步明确，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无疑，这些问题导向都很具针对性，但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当下，这些新规能否真正落地生效，还有待观察。”汪玉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