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当欧元启动之日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曾经说:“即将摆在英国面前的选择是加不加入欧洲货币联盟……这将变成是否在欧洲治理安排中拥有一个话语权的选择,到最后更将变成是留在欧盟之内还是退出欧盟之外的选择。”
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英国应该考虑加入欧洲货币联盟。不久以后,我改变了想法,认为英国在这个货币联盟内不会兴旺发展。后来的事情印证了这一判断。然而我更早提出的担忧也被证实了。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与欧盟若即若离,如今更是走上了与后者彻底分离的道路。这场即将发生的“离婚”给英国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样也给欧盟带来了挑战。欧盟想要兴旺发展,甚至只是为了维持生存,都必须改变。英国离开既是威胁,但或许也是机遇。
这并不是说这场离婚是早就注定的。走到现在这一步是一系列事件导致的,尤其是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这位即将离职的首相那种惊人的无能。即便投票支持脱欧的选民中只有2%的人改投留欧,留欧派也会获胜。如果卡梅伦没有赢得上一次大选,公投就不会发生。如果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是反对党工党(Labour Party)领导人,卡梅伦也许就不会赢得那次大选。人们可以接着假设下去。然而,英国对欧盟一体化计划的幻灭、对欧盟存在的目的缺乏信任,始终为这一可悲的结果创造了可能。
英国脱欧仍然有可能不会发生。毕竟,公投纯粹是建议性质的。它对议会没有约束力,而且议会也不能约束下一届议会。此外,公投结果只是表明了英国应该离开欧盟,并未阐明离开的具体含义。随着公众越来越清楚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他们也许会产生严重的“买家懊悔”情绪。再举行一次公投并非不可想象,不过可能性极低。无视或寻求推翻这次公投结果的政治代价,将超过接受它的代价。即便事实不一定是这样,所有有意接替卡梅伦的候选人都会这么认为。英国正在离开。其在欧盟的伙伴国必须抱着这种想法,尤其是如果它们仍把人员自由流动作为不可侵犯的原则的话。那么,欧盟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英国离开几乎是确定无疑的,这从两个方面对欧盟造成威胁。
首先,英国对欧盟来说是一个邻居、一个市场、一个金融中心、一个安全伙伴以及与更广阔世界联系的纽带。不论英国有多令人恼火,建立令双方都满意的关系符合欧盟利益。对法国中右翼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中的领跑者阿兰•朱佩(Alain Juppé)来说,这一点为他的务实立场提供了理由。他甚至还建议,对人员自由流动的限制是可以协商的。如果是这样,英国脱欧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其次,英国脱欧将树立一个先例。第一个脱离欧盟的国家,势必会成为希望效仿的国家的样板,同时也是对反对脱欧的国家发出的一个警告。对于后者来说,寻求通过惩罚英国来削弱前者的吸引力是件很自然的事。对此我十分理解。不过,他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把欧盟变成牢笼而不是人们想去的庇护所,是不是保护欧盟的最好办法。这么说并不是支持采取纵容态度,而是不赞成报复。
没错,可以理解欧盟当权派希望削弱民粹主义者的吸引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必然是为欧洲带来民众所寻求的安全与繁荣。英国这么多人想脱离欧盟的原因之一,是欧盟不再被认为会兑现上述承诺。这不仅仅是欧盟在英国面临的困境,也是它在整个地区面临的困境。
因此,欧盟的核心挑战,是要致力于造福其境内的绝大多数公民——并且让人们看到这种努力。正如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所说:“解体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然而在我看来,建立联邦的构想并不是最好的对策。”这种说法是明智的。欧盟的失败不在于政治架构,而在于其政策。它必须通过取得切实的成就、而不是通过进一步削弱国家自治权来获得合法性。
就最近来说,欧盟最失败的例子发生在欧元区内。这与英国毫无关系。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启用欧元非但没有带来一段繁荣期,还开启了一段经济停滞与生活水准大分化的漫长时期。从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总体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仅上升了0.5%,而实际总需求下降了2.4%。这一数据本已足够让人沮丧了。更糟糕的是,从2007年到2016年,德国人均实际GDP预计上升11%,法国没有增长,西班牙和意大利则分别下滑8%和11%。
出现上述糟糕结果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多层原因:误判危机主要发生在财政层面、不对称的宏观经济调整,以及即使长期贷款的实际利率为负,蒙昧主义者依然反对实施财政刺激。德国受益于欧元,它的主要伙伴国家却并非如此。这样的分化带来了巨大的威胁。目前没有任何切实有效的计划来终止这种局面。
欧盟不太可能获得源于民主问责制的合法性:欧盟太大、太过多元化,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相反,欧盟获得合法性的最佳途径是应对它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应对难民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而困难的实际挑战。而推动欧元区繁荣则是必需的。英国脱欧让人伤脑筋。但是欧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拟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以使各成员国共同实现经济增长。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