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际上四处推销其旨在打压遏制中国科技企业的所谓“清洁网络”计划。讽刺的是，美国自身在网络空间里污点斑斑，却在巩固和扩大本国网络战力量的同时，扮成网络攻击受害者栽赃抹黑他国。“贼喊捉贼”的戏码凸显其网络霸凌思维，把“美式双标”演绎得淋漓尽致。

　　近年来，美国在网络窃听监控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官网发布的数据，2018年美国情报总经费高达805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近30%。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汪晓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美国情报系统预算中，网络情报和网络作战的预算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涨幅最高，份额越来越大。

　　美国情报机构在网络空间的窃听、监控和攻击活动几乎不分地域、不分立场。德国政府2013年10月说，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移动电话可能遭到美国情报机构监听，默克尔随后致电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这是“严重背弃信任”之举。“维基揭秘”网站2015年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先后监听过法国三任总统希拉克、萨科齐和奥朗德，获取了法国总统施政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情况。

　　去年6月，《纽约时报》报道说，美情报人员正加大力度向俄罗斯电力系统植入恶意程序代码，以刺探情报或对俄电力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华盛顿邮报》同月报道说，美国情报部门对伊朗发动网络攻击，致使伊朗控制火箭和导弹发射的电脑系统陷入瘫痪。

　　不仅窃听盟友领导人、攻击对手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美国还动用网络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对普通民众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的监听监控，严重侵犯了相关国家民众的权利。

　　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提供的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早在2007年就开始联手从数十款手机软件和游戏中收集用户信息；欧洲媒体2013年报道，美国国安局大规模监听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电话通话，数量多达千万次；“维基揭秘”2017年披露，美国中情局拥有强大的黑客攻击能力，秘密侵入了手机、电脑乃至智能电视等众多智能设备，其中三星电视被攻击后变为可用来录音的窃听器。

　　网络“恶行”接连不断地曝光使美国受到空前舆论和外交压力。为了平息风波，美国政府宣称已采取多种措施限制网络窃听监控活动。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却继续利用先进技术，掩盖破坏外交准则、侵害民众权利的网络窃听监控活动。

　　美国媒体今年2月爆料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情报部门一直操控着总部设在瑞士的加密设备供应商克里普托公司，一边向外国政府和企业出售加密机赚取数百万美元利润，一边通过解码该公司的加密技术而窃取超过120个国家的机密信息。

　　汪晓风说，美国还在设法秘密侵入其他国家的通信骨干网、数据中心、电力网络等重要基础设施，目的不仅是通过窃听监控获得情报，而且是为了实施其所谓“防御前置”网络作战理念，严重威胁其他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运行和国家安全。

　　除了技术上的“掩饰”外，美国还试图在立法和舆论上为其网络窃听监控行为披上合法化“画皮”。

　　“9·11”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爱国者法》，允许情报部门拿到相关法庭许可后要求网络公司提供数据，并让情报部门和相关企业的监控行为免于被起诉。2008年通过《外国情报监控法案》修正案，进一步放宽了相关法庭许可的条件，为美国情报机构进行网络窃听、搜集隐私数据消除后顾之忧。

　　汪晓风说，近年来美国从行政部门官员、国会议员到一些学者将美国政府从事的网络窃听和监控活动宣称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情报搜集活动”，是基于国家安全和外交需要，而有意淡化其侵入性、破坏性和规模性。同时，美国又无中生有地指责其他国家对自己网络窃听、监控和攻击。

　　除窃听和监控之外，美国还是世界第一个真正准备网络战争的国家。2017年，美军网络司令部正式升级为美军第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地位与中央司令部等主要的作战司令部持平，美国各军种也都有网络战部队的编制。舆论认为，这表明美军网络战相关部门地位不断提升，正紧锣密鼓地为实战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