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不久前离开了他从业数年的评级行业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进入一家机构担任为其债券投资服务的信用分析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他的前同行对债券发行人所做的评级再作一遍内部评级和过滤，区分出那些获得同样评级符号的债券哪些值得投资、哪些不值得投资。

在他来到这家机构之前，该机构并没有目前他所从事的工作岗位。“这个岗位并不是必需的。在国外，机构投资只是依靠评级机构提供的评级报告作出是否投资的判断，但在中国，你不能完全信任评级报告。”他说。

8月初，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授予中国铁道部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AAA级。彼时，铁道系统正在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其偿债能力也颇受质疑。

此后，大公公开回应了外界对其铁道部评级的质疑，但这并未消解公众的困惑。困惑也随即扩展到整个中国评级业，他们到底依据什么作出一份份评级报告？

根据监管部门的一份研究报告，最近五年，953个发债主体的信用评级共发生了339次等级变动，其中上调次数为327次。这个数据无疑动摇着外界对中国评级业的信任。事实上，最近五年，中国经历着GDP(国民生产总值)降速、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高企的通货膨胀，经济至今仍处于恢复期。

“如果所有的公司都成了AAA(最高评级)，那么评级业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刘洋也在问。

但，这正是中国评级业的现状。

现状还包括，评级业的参与者们总是要在短期与长远，利益联盟与独立公正之间作出选择。

这选择中国评论网，似乎成为了一道魔咒。

大公们的境遇

看起来，大公评级的流程合规而严谨。

根据所评类别的不同，他们依据不同评级方法和标准，由分析师在尽职调查基础上完成评级报告，通过召开评审委员会由评审委员投票决定(2/3票通过)给出受评企业信用等级。具体的评级流程包括：签订评级合同、下达任务单及前期准备、现场尽职调查、报告撰写、报告三级审核、评审会评审、征求意见、级别发布、跟踪评级等环节，同时独立的质量管理和稽核合规负责监督上述各个环节。

关于评级方法和标准，大公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事实上，这也是每个评级公司的“秘密”。

但在中国，你不会觉得这有多“秘密”。无论谁评，“都是AAA”行政能力测试，一家投资机构的人士打趣说。

一致性的背后是评级机构的生存压力。在中国，一单评级，能向发行人收取25万评级费用，有且只有这一种收费模式。“我们一单评级所有的费用都靠这25万，也包括公关、营销等。你看投行做项目，动辄几百万，人家要请客户，我们也要啊，但费用的确不能比。”一家评级机构的工作人员说。

大多数评级行业高管都表示目前评级行业并不赚钱，成立以来盈亏平衡的占多数。目前，国内评级机构中，规模较大的是中诚信、联合以及大公；拥有全牌照(证监会、人民银行和发改委三部委认定的国内全部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资质)的是大公、上海新世纪资信和东方金诚。

有两位评级机构高管调侃：“我们这几年主要赚钱来源来自投资办公楼赚的钱，其他几家可能主要依靠的是卖股权赚的钱。”

如是，只能在评级上“下功夫”了。以城投债为例行政处罚法，在其井喷的2009年，虽然宏观经济形势较差，但还是出现了各大评级公司争相调高评级，甚至连调两级的现象。

这情形的出现就是因为生存的需要。“现阶段中国评级公司，谁都没有足够强的声誉，那么竞争的就是谁占有市场份额多，往往谁先卖级别，谁就能抢占更多的市场，谁如果不跟着这个市场的趋势走，比如上调，那这家评级公司就要从市场上消失”，刘洋说。

更重要的是，“本应客观公正的评级，被行政力量牵扯导致市场不能通畅、充分地给出反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