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关注者中不乏从中国经济增长实际出发，对中国经济改革建言建策者。他们认为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因素正在发生转变：投资效率不断下降，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廉价劳动力优势在不断缩小，世界经济不平衡导致外部压力不断增加等。这些形势的改变都需要中国经济做出一系列调整与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主要工作重心。通过制度改革优化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不利环节，实现由人口资源红利向制度红利的转变本身就需要调整时间，随着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增长暂时收缩与放缓都是结构改革进程中必须承受的代价，更何况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7.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世界增长的经验上仍然是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长绩效。但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别有用心”者，或“杞人忧天”者不断由此发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以期以此打击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在“唱衰中国”的各路“唱将”当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保罗 克鲁格曼可以说是积极的领军人物之一。克鲁格曼先生关注中国经济崩溃可谓二十年毫不放松，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后，便撰文表示：“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俨然中国经济崩溃在即。但中国在新世纪的高速增长有力回应了其言论，而此次该位先生又卷土重来，在金融危机后便抢先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这本小册子中预言中国将是倒下的下一个，其又在2011年与2013年连续发表文章《中国会崩溃吗》与《中国遇上了大麻烦》，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经济崩溃的时刻终于要到了。大量该种论调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凌乱了我们的发型，引得我们不禁想问：这真的就是最后的时刻了么？

　　“唱衰中国”的“唱将”们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全面崩溃最为重要的证据支持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的迅速滑落，并以此推断中国经济泡沫将伴随经济增长下滑而出现磨灭，最终导致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短期下滑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我们将视野放宽到全球中去会发现，此次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主要是由国际周期因素导致的。从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其他新兴经济体来看，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在同期均出现了经济增长下滑，例如：印度经济增长速度由2010年的10.5%下滑至2013年的4.9%，巴西由2010年的7.5%下滑至2.2%。造成新兴国家经济体增速下滑的原因很多，但显然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是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增速下滑最为重要的原因，而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不管从增速还是回落幅度来看均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而“唱衰中国”的“唱将”们抓住这些不断渲染夸张，不得不使人唏嘘其别有用心。

　　“唱衰中国”的论调中永不衰落的一个依据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入而非技术进步，以克鲁格曼先生为代表的唱将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就是纸老虎。但根据林毅夫与任若恩的研究：克鲁格曼对生产率的估算低估了中国生产率水平，技术进步尤其是技术引进在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Brandt、Biesebroeck等人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对中国生产率重新进行了核算发现：中国生产率增长率达到7.96%，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发现均对“唱衰中国者”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根据丁赛、孙浦阳与蒋为在最新研究中对中国制造业行业与美国生产率之间差距进行估算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中国与美国在制造业上的差距正出现迅速的降低，中国在几乎所有制造业行业均呈现出技术赶超趋势。这也应正了林毅夫的研究，中国将凭借技术上的后发优势，通过技术进步促使经济保持在更长期内持续增长。“唱衰中国”论调显然只是一只只纸老虎。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质疑来源于中国消费比率过低，“唱衰中国者”以此作为依据认为：低消费率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将推动资产泡沫导致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动力，但不投资就没有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提高，更谈不上消费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经验也表明新兴经济体的起飞大都依赖于储蓄与投资，而仅仅依赖于消费则最终将导致新兴经济体债台高筑，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陷阱，这样的案例以阿根廷最为典型。因此，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根本源动力仍然在于投资，并在此基础上合理提高消费水平，平衡投资与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不应当过度盲目地提高消费水平而压抑投资。“唱衰中国者”仅就此便断定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无疑是荒谬的。“唱衰中国者”不应当不知道，中国虽然消费占比低于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的消费其实是过度与畸形的，根本不应当作为可比的标准。此外，“唱衰中国者”也忽略了中国经济虽然消费占比略低，但中国消费的增长速度确实全球的佼佼者，2013年增长率达到13%，远高于GDP增速。同时，中国加速了工资体制、养老保障体制、医疗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启动城市化进程，这些因素均将大大提升中国的消费水平。即使面临外部需求回落的压力，中国通过本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同样能够吸收中国的生产能力，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唱衰中国者”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走到尽头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人口红利逼近临界，中国丧失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后将造成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丧失。此外，他们还认为中国逼近刘易斯拐点，势必导致中国工资水平迅速上升，从而压抑中国制造业的投资，最终使得中国丧失增长的动力，出现经济的全面崩溃。“唱衰中国者”武断地将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归因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忽略了制度成本在增长中的影响。在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的中国政府逐步将简政放权与制度改革放在其工作的核心位置，仅2013年便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21项。大量行政审批的取消与下放大大提升了中国的营商环境，新企业的设立出现了新的高潮。中国人口红利虽然逐步逼近刘易斯拐点将带来资本收益下降，但制度红利同样将促使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除此之外，“唱衰中国者”最为常用的大棒是一副有色眼镜，“唱衰中国者”担心官员贪污徇私、缺乏透明度，从而引发资金外逃与产业衰退。但实际上，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175.86亿美元，同比增长5.25%，中国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外资流入国之一，并没有出现任何外资大量外逃的迹象。随着中国通过一系列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营商环境不断得到优化，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中国在长期内仍然是外商投资最为重要的选择之一。而“唱衰中国者”最为关心的中国腐败问题，中国新一届政府显然以实际行动给予了鲜明的答复。新一届中国政府强化了治理腐败在工作中的地位，仅2013年一年便有17名省部级官员因腐败问题遭到查处。中国政府通过持续的反腐败行动显然给投资者打了一针强心剂，“唱衰中国者”引以为凭的依据将不复存在，而又何来的中国经济崩溃？

　　由此，我们能够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面对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需要面临的挑战，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远不像“唱衰中国者”所说的那样黯淡与悲观。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基础仍然存在，而我们所需要做的仍然是继续着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相信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快速增长的答卷面前，“唱衰中国”也将不攻自破。　（蒋为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