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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亚洲地区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潮变化，包括政治激进化、宗教思潮极端化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反思，等等。

　　很多人希望把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经济发展困境、就业不足、环境恶化等，通过政治化的途径来解决，而这又往往导致激进化。指望通过激进政治解决问题，很多情况下只是幻想。应当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很多问题的实质更多表现于资本问题，一些弱化的政府没有能力在资本和社会之间达到平衡。

　　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出现持续多年的宗教思想激进化，这是一个深具挑战性的问题。在中东，激进宗教思潮已经导致层出不穷的政治冲突，并有可能延伸到亚洲更多地区。

　　很多亚洲国家过去一直受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影响。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按西方经济模式进行的改革很不成功，如今作为新自由主义变种的“安倍经济学”也几近走到尽头。新自由主义导致并加深了“马太效应”，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幸运的是，亚洲很多经济体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认识到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很重要，但也要与社会需要相互平衡。

　　贫富悬殊是全球性问题，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跨国资本流动引发的经济全球化。资本创造了很多财富，但财富主要流向了把握资本的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从财富的创造中获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也出现了对自身制度、模式或治理能力的反思，其中对经济制度和模式的反思比较多。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往往产生不了有效的政府，从而引发西方对政治的反思。如美国学者福山近年来深入反思西方民主为什么会导向无效政府。把世界分成“民主”和“专制”本来就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任何社会如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具备基本的政治秩序。

　　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失败的例子，那些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国家，反而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今天的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近年来新加坡面对的挑战同其他经济体类似，但新加坡选择的是自己的模式，在不断寻找平衡资本和社会利益的手段。例如新加坡政府单独投资或参与投资的一些企业，在保障基本社会公正和公平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没有类似的国有企业，在调节经济过程中只有金融、财政两个杠杆可用，不足以平衡市场的负面冲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善，而中国的发展方式有其潜在的优势。

　　亚洲社会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今天，亚洲国家仍然需要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寻求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